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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23岁的姐姐，还有一个6岁的弟弟，坐在他们父母的墓碑前，讨论他们死后会变成灰烬的问题。

这真实而残酷的情节，正是刚刚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中的一幕。

2021年国产院线主题曲最成功的影片，目前当之无愧的是贾玲导演的《你好，李焕英》。观众们用泪水换来了讲述女儿思念母亲的50多亿票房。

大鹏导演的另一部电影《吉祥如意》，虽然票房成绩不佳，但讲述了一个更让人困惑的问题：兄弟姐妹之间，应该互相承担多少照顾责任？

但是，同样是写实题材的《我的姐姐》，这部电影所探讨的问题，却更加深刻和复杂。

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在计划生育和二胎放开的社会背景下，一对姐弟，在父母离异后的真空环境中，如何相处，如何相伴？

“你好，李焕英”母女情暖，“吉祥如意”手足情浓，五彩缤纷，但“我的姐姐”的情意却只有黑白两色。

安然(张子枫饰演),23岁，毕业于四川某高校，主修临床护理，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生活中，她突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变故：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死亡。

而且父母留给安然的，除了一套老旧的学区房，还有一个6岁的亲弟弟，他还在上幼儿园。

近亲属的定义在民法中被界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孙子女”。

他6岁的弟弟没有建立一个家庭，因此当父母去世时，他也就谈不上有配偶和孩子了。

所以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已经成年的安然，显然是幼弟理所当然的养育者。

但安然显然并不这样认为。

对于这位6岁的弟弟，安然的心情复杂微妙。说是姐弟关系，但这对姐弟之间的关系却很疏远。

自小，父亲为了安家传宗接代，在街上为安然办理了身体残疾的假证，以便合法地再生一胎。

将健康的老大谎称有残疾，是在计划生育的时候为了合法生二胎，很多家庭都说不上来，但愿意积极推行。

而且极少有人从老大妹妹的角度，考虑那份残疾证明，到底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心理阴影。

而且那个残疾证明，给安然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伤害，还有皮毛的痛苦。

因社区干部家访撞到腿脚无恙的小女孩安然在家穿裙子跳舞，导致证明无效。父亲怒不可遏，用竹棍把安然打了一顿。

许多年后，安然可以笑着调侃自己当年挨打的经历，叫“笋炒肉”。可以随之而来的伤痕，却永远印在安然内心的最深处。

本片并未讲述安然的弟弟最后是怎么出生的，但从姐弟17岁时起，可视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合法生育。

2013年国家放开二胎后，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十几岁甚至更多，这是很多家庭的普遍现象。

然而，安然父母重男轻女的典型表现，就是当年高考时，安然父母对她隐瞒，将她的高考志愿，由北京某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改为本省某大学的临床护理专业。

家长们的理由是，学了这个专业，就可以早点毕业，挣钱养家。

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安然从大学开始就靠自己挣钱养家糊口，一分钱都没要。

而且这也导致了安然对自己这个弟弟，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感情上的疏远。

目前安然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远离这个让自己伤心的家乡和家人。

然而，安然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上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他6岁的弟弟。

安全的生活，需要面对的是一道学校从未教过的选择题：自己的生活重要吗？或者弟弟的生活很重要？

这一困境，在不同年龄、经历、家庭背景的观众看来，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标准答案。

有的，会从个人独立的角度，鼓励安然摆脱传统家庭责任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我价值。

「安然」，比「姐姐」这个称谓更重要。

而且，还有人，也会从血浓于水的亲情的角度来考虑，提倡“长姐如母”的伦理道德。

归根结底，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在亲人的包围之下，正常情况下，也会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

因此，亲人之间相互帮助，本应是传统中国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范，甚至最终上升为法律这一强制性规范。

但是生活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亲人间更没有一个明白的账可以算。

中国有一句俗语：“无苦不为善”，就是指这种“道德相对论”。

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来世之后就独自成长。

其亲情观，只有“我和父母”这一维度，无法体会手足亲情的束缚，因此，个人独立是80、90、00后生命基因的默认设定。

但是六十、七十后出生的人不一样，他们兄弟姐妹众多，共同成长于欺负、保护、玩耍、争吵、相伴、疏远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又不可言传。

其亲情观，除了“我和父母”这个维度外，还有“兄弟姐妹和父母”，还有“我和兄弟姐妹”这个维度。

电影里，弟弟趴在姐姐肩头轻轻地闻了闻，然后开心地说：“姐姐，你和妈妈的味道一样。”

这部片子，深深的诠释了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承载着父母基因的情感现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像电影的宣传：你的命运，和我有关。

因此，一个人所面对的人际关系维度越复杂，他所面临的亲情问题就越复杂，既不能“非黑即白”，又不能“快刀斩麻”，更不能“快意恩仇”，踏歌而去。

更有甚者，是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中权衡利弊，最终，无非是“一声叹息”而已。

再回到《我的姐姐》，影片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围绕安然如何在“自我”和“亲情”之间徘徊，如何在“摆脱弟弟”和“照顾弟弟”之间做出的选择。

但是最后，安然选择了后者。

其中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安然的姑姑。

电影中姑姑的角色定位非常复杂。作为父权制思想的受害者，她也是父权制思想的维护者。

年轻时姑妈考上俄语学校，却因弟弟生了孩子，便被母亲召回家中，尽到长姐的责任照顾侄女。

而且等侄女安然需要追求自我价值的时候，却又极力劝阻，希望安然也像当年自己那样，尽到姐姐应尽的责任。

而安然和姨妈，则是人生观的不同对照组。

电影的第一部分，两人的冲突多于理解，指责多于包容。当姑妈用一杯水泼到侄女脸上时，安然坚持要把弟弟送养给别人。

但是在后面的部分，两人的关系中，沉默多于争论，泪水多于愤怒。

姑妈一边给安然切西瓜，一边把自己当年的故事告诉安然。和安然吃东西的时候哭着说。

说到底，那个时候姑妈牺牲前程回到家里，照顾的正是自己啊！

对待亲属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换位思考。

如果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的女儿，那你就怎样对待你的媳妇。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如何对待未来的自己，你就应该同样地对待你的父母。

对弟弟态度的转变，不是她良心发现、圣母心的觉醒，而是她终于看到了年轻时的姨妈，也终于站到了姐姐的立场，而不是安然的立场来看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然选择亲情和牺牲，才是唯一的政治正确。

正如这篇文章的题目所说的那样，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笔者认为之所以安排这样的结尾，也是希望观众，能够多从人性的复杂与亲情的羁绊这一角度来看问题。

但是，也正是这个结局，让一部分观众对《我的姐姐》失望甚至指责，认为导演最终牺牲姐姐成全亲情太过残忍，是“用爱情粉饰太平”！

比起电影的结尾，其实我更喜欢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在安然签署领养协议的那一刻，扭头看着弟弟在领养家庭的院子里踢球，于是安然走了出来，和弟弟一起踢了起来。

片子转到了蓝天，树叶婆娑，白云飘浮。看不见风，风却随处可见。

感情也是这样，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但到了最后，亲人之间的一切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团聚离合，都化作一声叹息。

像风一样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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