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建国以来，曾经被旧社会摧残的奄奄一息的相声艺术获得了新生，发展十分迅速。

它不在局限于北方的几个城市，也不仅仅流传于市民阶层的狭小范围，而是由北方发展至全国；由城市便即乡村，由一般市民拓展到整个社会阶层，可以说是妇孺皆知，雅俗共赏。

一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没有太大的体积容量，却能反映重大的社会生活一种对话的表演方式，不必借助过多的综合艺术手段，也无需音乐伴奏之类的渲染，竟然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相声是“旧社会生、新社会长”的艺术形式。可溯之源虽然很长，可证之史却很短，由于种种原因，历来不重视史论的研究。

一是文化的偏见，认为相声即下而贱，不足以不值得研究；一是客观上这方面的文献记载甚为贫乏，这和从业人员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艺人又受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仅靠师承关系，口耳相传也难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嫌疑。直到现在，这种弊病也一直存在。

相声是说的艺术，属于以词叙事的说唱形式。演员以其本来的面目直接跟观众交流感情，在观众的配合默契之下进行演出，获得艺术效果。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相声表演是演员和观众一起的集体抒情。

相声艺术说的特点反映着我国人民讲古的交流方式和欣赏习惯，早在先秦时期，我俩点其中就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和笑话，它们进入城市和宫廷，逐渐发展成为早期的说唱艺术。

如果要追溯相声历史的源头，就必然要和戏剧式的发展联系起来。从另一种方面上来说，相声是戏剧的分支发展。

相声是笑的，艺术是以笑为手段来揭露矛盾，塑造人物评价生活。相声表演中所反映的生活不是平面，而是夸张，甚至是变形的。我国的幽默讽刺历史也很长久，譬如《史记•滑稽列传》之中就有用委婉的、投其所好的招数来劝诫的例子。

讽刺艺术像是压在巨石下的野草，只有经过曲折的变形才能保持生存的权利。

以笑为手段批评和规劝、匡正自身的缺点，荡涤强加的污泥浊水，通过畅快地大笑或会心的微笑来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

讽刺的笑话绝不是轻佻和肤浅的表现，而是沉郁和中意的迸发。

针砭时弊是相声最大的魅力，也因为针砭时弊，才使得相声的社会性和娱乐性共存。如今的一些相声，大都是为了娱乐而娱乐，早就失去了相声的一种最大魅力。

从另一种方面上来说，相声的针砭时弊也代表了相声演员承载的一种社会责任。敢于对社会上的不公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懑，虽然话语权有限，但是演员能做的最好的社会治理参与方式。

从“满腹文章穷不怕”的朱绍文，再到牙粉袋的常宝堃，再到上世纪活跃数年的姜昆、牛群冯巩搭档等，都或多或少的将这一功能发扬光大。

郭德纲先生的相声也有讽刺的味道，但讽刺的多是自己的同行，这就无法和冯巩牛群那样讽刺社会积弊的相声相比。一是社会大趋势的变化，一是所处地位的不同，才有如此的差距。

姜昆的《虎口遐想》、《如此照相》等；冯巩牛群的《领导，冒号》、《小偷公司》等，都有着极强的讽刺幽默的特性，也有着夸张生活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