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有语：“兵者，诡道也”。说得便是用兵打仗要讲求出其不意，千变万化，如此方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节奏，让自己取得胜利。

然而在实操中要做到如此，毫无疑问是极难的。

这种“难”即体现在统军将领要把握全局、对战场环境有着清晰的认知，还要求统军将领之间做到“人和”，不至于令出多门，贻误战机、造成损失。

而在1948年，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辖下18旅，便发生了一桩因为旅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沈钦尧、随行纵队副司令韦杰意见分歧，而导致的成建制损失事件。

他们因何产生分歧，最后邓小平又是如何处理韦杰、肖永银的？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兵行险招——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作为淮河、长江的分水岭，东视南京，西隔武汉，其军事价值毋庸赘述。而面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自然是坐卧难安，随即调集30多对个旅对解放军进行“围剿”。

形式岌岌可危，刘邓大军随即决定分头行动，第10和12纵队向桐柏、江汉两地区推进伺机作战，刘伯承率野司和1纵一起在外线寻找战机；邓小平则率领2、3、6三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地区继续打游击，从而牵制敌人。

为了完成牵制任务，邓小平对三个纵队的作战方式和组织方式进行了全面调整，三个纵队也被相继分散成旅一级作战单位，各自活动。

彼时肖永银担任18旅旅长，率部在武汉以北、平汉路两侧的黄安、麻城、大悟等地区伺机歼敌，以掩护军区机关的安全。

而韦杰当时担任6纵副司令员，且由于纵队司令王近山出了车祸无法主持工作，他便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也便被安排跟随18旅行动。但显然这里是存在指挥上决定权的问题的，这也为损失埋下了隐患。

当时邓小平专门交代韦杰——即尽最大努力拖住敌人，这意味着18旅不能在山区里躲来躲去，必须主动出击，从而吸引和牵制敌人。

韦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作为一名广西人，他当年跟着红7军从西南一直打到华北，已经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指挥员。肖永银也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可靠干部，深得刘邓两位司令员的器重。但两人的性格很不同，指挥风格也不同，韦杰能打硬仗，但不够灵活，肖永银则很擅长灵活作战，是一位打游击的高手。

但两人刚回到部队上就发生了分歧，当时部队驻扎在一个叫乘召岗的地方，何去何从成了难题。根据部队收集到的情报来看，驻扎地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有敌人，韦杰认为应该避开锋芒，往北边机动。对此，肖永银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北边是野司，刚开完会要求我们牵制敌人保护野司，结果这才一天时间，我们又把部队拉回到野司附近，实在是有点不太合适。

两人都很纠结，最后决定再派人仔细侦查一遍，暂时按兵不动。但当晚韦杰一直很紧张，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并不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好，是因为当时大别山的战局特别复杂，经常打遭遇战，队伍刚绕过这个山头，忽然就碰上了，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

韦杰很担心部队的安全，实在是睡不着，半夜又起来给肖永银和几个团长分别打了电话，提醒他们谨慎小心，说不定明天就要和敌人血拼。

第二天一大早，侦察员回来了，报告说南边的麻城有敌人，其他方向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于是肖永银和韦杰紧急开会，决定向西运动，朝京广路方向进攻。部队出发后几个小时，侦查员再次送来了新情报，大量敌人正从南向北运动，意图不明。此时是否还坚持继续向西，韦杰和肖永银又出现了分歧。

韦杰认为部队应该坚决执行会议上安排的任务，如果继续向西攻打大悟县，可以吸引黄陂方向的敌人，发挥牵制作用。但肖永银担心敌人是专门来进攻18旅，如果是这种情况，有可能面临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两人争执了半天，韦杰态度依然很强硬，最后18旅决定攻打大悟县城。就在部队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肖永银提出了新的折中方案，认为县城里不可能有太多敌人，出于谨慎，只派54团去打县城，其他部队留下来原地驻防，随机应变。果然，县城里没什么敌人，54团很快就拿下了战斗。敌军整编第28师得知消息后，立刻朝着县城以及18旅所在的区域冲过来，54团被迫撤出县城，突围后同大部队会合。

此时部队已经打了一天一夜，战士们都很疲惫，于是18旅决定撤到20里外的王家店临时休整。王家店很小，装不下18旅这么多人，于是部队安排旅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和50多个伤员等200多人住在王家店，其他部队分散驻守在周边。

考虑到敌人很有可能从南面进攻，部队决定把52团和54团两个主力团放到南边，北边只有战斗力较弱的工兵连和炮兵连。肖永银认为北边山区还有游击队友军，如果真有敌人偷袭，游击队也会来报信。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敌军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第11师正朝着王家店机动，指挥官是杨伯涛。

11师本来不知道18旅在这里，他们在宣化店西侧迂回时意外发现了18旅，于是决定连夜突袭，准备围攻18旅。1月16日黄昏，政治部主任沈钦尧和组织科长刘赞平去旅部开会，突然听到枪声，发现北面来了大量敌人。

韦杰、肖永银当时正在吃饭，得知消息大吃一惊，后来他们才知道游击队面对敌军精锐根本无力抵抗，也来不及给他们报信。

很快，敌人就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围住了18旅，52团和54团立刻调整方向，和敌人陷入了激战。为了避免敌人攻占最后的突围方向东面，肖永银带少量兵力在山上和敌人激战，情况是暂时稳住了，但接下来何去何从成了问题。

现在敌人已经包围了王家店内的200多名战士，如果部队去营救他们，大概率是全旅被围歼。如果放弃这200名战士，情感上很痛苦，但能保全其他部队。

沈钦尧坚决主张营救战友，甚至要去抢电话下命令，但电话没有打通。韦杰也倾向于营救，但反对盲目营救。肖永银认为眼下只能放弃战友，选择突围。三人吵了起来，于是只好召开全旅大会讨论决定。

会议气氛特别紧张和悲伤，肖永银这样的铁汉子都留下了眼泪，最后大家终于还是决定撤离，放弃了200多名战友。

突围后的第二天，等敌人撤走后，18旅回到了王家店，找到了4名被老乡保护起来的伤员。

事后，肖永银去向邓小平承认错误，不料邓小平却没有严厉的批评他，而是情真意切的安慰了肖永银。

毕竟大家都是老游击队员了，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都能互相理解，只能默默为牺牲的战士们而感到伤感。

但邓小平毕竟还是心细如发，他听取了肖永银的汇报后，思来想去，总是担忧二人因为这件事产生矛盾，影响以后的战斗，于是下令让韦杰去第14纵队当司令，肖永银留任原职不变，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个睿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