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忆汪曾祺:关于《王昭君》与张君秋

周伟说宠物 2019-10-12 16:17:54

曾祺逝世后,我写了一篇《故人书简》,抄出他给我的几封旧信,回忆了当年过往的种种,以为纪念。近来整理旧藏师友信札,又发现了曾祺一九六二年自汉口寄我的一信,却是讨论《王昭君》问题的。这是他写的一个京剧剧本,好像是为张君秋写的,不知道后来曾否上演、出版,想来曾祺这种写成而未问世的作品还有不少。只有《范进中举》曾由奚啸伯上演,风行一时。其他都已不可问,不知他家中尚存遗稿否?现在就把曾祺的信抄在下面。

黄裳兄:

前日得奉手教,弟今日北返矣。行箧已理就,聊书数语为覆。

不意弟所为“昭君”,竟与老兄看法相左!周建人文章曾于《戏剧报》草草读过,以为是未检史实,蔽于陈见之论,是讨论昭君问题中的最无道理的一篇。截至现在为止,我仍以为翦伯赞所写的《从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和亲》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我的剧本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敷衍而成,虽然在我着手准备材料时,还没有读过翦文。

昭君和亲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对汉、胡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均有好处,为铁定不移的事实。你说侯外庐的看法实过于新颖,侯的文章我未见过,不知是在何处发表的,倒想拜读一下,也好长点见识。如侯说与翦说同,则我以为并不“新颖”,而是符合事实。而自石季伦的《明君词》至周建人的谈王昭君,实为各有原因的一系列的歪曲。《青冢记》曾读过,可以算得是歪曲的代表。其中“出塞”一出写得颇好,即现在各个剧种《昭君出塞》所本(昆曲、祁剧、京戏……)这给我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案于是很不好翻!

我的初稿已写得毫无自信。无自信处在于两点。

一是史实。为了“集中”,我把历史在手里任意播弄了一回,把发生在昭君和番前十几年的事一塌刮子挪在了和亲前夕,而且把已经死去十六七年的萧望之拉出来作为坚持和亲的主要角色,和害死他的石显相对抗,时间上大大打乱了。这种搞法,莎士比亚大概是会同意的,但历史学家如吴晗市长,大概很难批准。

第二是戏,难在“动作”太少,而话太多(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唱出来的)。我这人曾经有很厉害的偏见,以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我原来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现在看法上是改了,但终于还是一点不会写“戏”,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看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也!

张君秋(此人似无什么“号”)有一条好嗓子,气力特足(此人有得天独厚处,即非常能吃,吃饱了方能唱,常常是吃了两大碗打卤面,撂下碗来即“苦哇……”——《起解·玉堂春》),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年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俏的)。而我的剧本偏偏独少情节,两下里不大对路,能否凑在一处,并非没有问题。好在我是“公家人”,不是傍角儿的,不能完全依他。将来究竟怎么样,还未可预ト。剧本到北京讨论一下,可能要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届时当寄上一本,以俟“杠”正。草草。即候著祺,曾祺顿首,四月十日。

记得我曾写过长信,与曾祺讨论。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我一直认为,和亲是汉家对北胡的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至于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还只能是被当做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的被侮辱损害的对象。如果剧作家意在写汉家的政策,那是另一类作品,与写以昭君为主角的应该截然不同。关于昭君历代留下了数不清的诗歌文字,我曾说过,如果细心搜集、汇编成一册《青冢集》,那将是厚厚的一册,仿佛邀请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来开一个座谈会,可以听到许多有趣的不同意见。

我自己,最初受到极大震撼的应是老杜的“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那比《青冢记》可是早得多了。老杜的诗是为昭君而作的,他关注的是这个小女人的身世命运,“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他想知道,昭君痛苦的内心活动。杜诗号称“诗史”,杜甫不可能忘情于时代政治,为什么他绝不触及汉家的和亲政策呢?

鲁迅先生在《阿金》一文中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灭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鲁迅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安汉”是因为当时执行了和亲政策,而不是昭君的功劳。这就将政治行动和个人作用分得清清楚楚。对剧作者来说,就该将写政治活动与写个人身世命运分开着手。如必将两者揉在一起,那就将陷入不可摆脱的矛盾境地,终将扭曲人物的性格而后已。可能这就是我给曾祺提的主要意见。

钱钟书有一篇《诗可以怨》,他介绍了钟嵘《诗品·序》的一段话给我们。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钱先生接下去说: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

钟书先生这里说的是曹禺的《王昭君》,指出的也正是前面所说的矛盾。剧作家把昭君的性格大大地扭曲了,把“怨”抹杀得丝毫不剩,人物成了玩偶,不能不使观众索然意尽。六十年代初期,有一种“翻案风”,对历史人物每作出新颖的理解,多表现在新创作的历史剧中,不知道曹禺是否奉命或得到某种提示后进行创作的。曾祺在此际又为张君秋写同一题材的京剧脚本,可见并非偶然兴起执笔,而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曾祺在信里还讲到他对小说和戏剧的看法,认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又声明他原来是个自然主义者。这些对理解他的小说、散文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信又写得那么好,随手点染,处处都有掌故可寻,都是文学艺术史的好材料。展对遗简,真有人琴俱亡之感,再也不能有这样的笔墨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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