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创于隋朝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下层的成员跻身官僚集团，实现社会流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且科举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受到朝廷的重用。

选仕制度的变化激励着广大士子参与到科举考试之中，而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应试者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文采等将直接决定考试成绩继而改变其身份等级。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能一举中第，士子们往往博览群书、通晓史书典籍。

因此人们对于科举的崇尚也慢慢的转化成对文化知识的崇尚，将文化知识看成是改变命运的重要载体，社会各阶层成员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这虽然是用来说明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流传度，但是也可由此发现，当时不论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士子，还是目不识丁的孀妇，不论是在学校研习，还是在旅行泛舟途中，都不乏咏诗作文者，全体社会成员对于文化知识的诉求是相当高的。

文化下移与文化教育的兴盛，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文化的、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庶民家庭为摆脱出身低微和受歧视的境遇，逐渐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他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分为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家庭教育以及自学学习。

唐初由于学校的数目和规模有限，一般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庶民子弟是很难进入学校进行学习的，后唐高祖下令全国各地大规模兴办乡学，各里置一学，仍则师资，令其教授。

各地乡学大致可容纳二百万人左右的在学人数，这就为庶民子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打开了大门。除了官方办学外，一些退休官吏、落第秀才以及隐居学者的私人办学也成为庶民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底蕴的家庭还对其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如唐代大诗人元稹，年幼家中贫困，而其母亲郑夫人贤明识礼，亲自教元稹读书。也有一些是因为家中贫困，无法进入学堂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又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并希望能以此改变命运的，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自学成才。

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幼年父母早亡，没有人可依附，无法进入学院读书，全凭自学，晚上没有灯光时，就默念白天所学，十分刻苦。马周、牛僧孺、岑参、柳宗元、韩愈等也都是自学成才，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唐政府还继承前代的教育方式，或在农闲之时将农民集中起来，募人讲学，或组织群众自学，进行教化。唐代教育的普及性打破了等级限制，教育面向社会各阶层成员，人们一方面愿意学习，另一方面有机会有途径学习，使得教育普及扩大到整个社会，庶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各级学校的设置，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饱读诗书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为当地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唐朝政府大力兴办的地方官学中，其任教人员除少数是来自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外，大部分是由地方上的士人担任，如独孤及在常州做刺史时曾聘儒生陈生于郡学讲学，县令王纲聘士子沈嗣宗为治下之民讲学。

除在官办学校任教外，他们还兴办私学，条件优越者可以兴办书院，而一般士子则主要是在家教学，或是开办私塾广招学子，或是只教育自己的子孙发展家学。

除投身到学校教育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著书立说，由于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无须顾及当政者的意向，有着相对的自由。一些被统治者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依靠他们来传承。

他们的著述数量众多，内容涉及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中的一部分还非常注重对图书的收藏和管理，一旦政局发生动荡国家藏书遭到严重损失，大部分散失于民间，他们将这些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收集起来。

私人藏书作为国家藏书的重要补充，在收藏保存图书，发挥图书的作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由于唐代的社会流动，不仅产生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且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