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媛回忆童年时期与“司机爸爸”的浓厚感情

祖国网新闻 2021-10-13 15:33:26

我上小学一年级了。

开学第一天,前院爸爸蹲在地上,帮我整理好书包,亲切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你要记住你的名字叫‘朱元元’,你的爸爸叫‘朱铁民’,妈妈叫‘陈美卿’。”

我说:“记住了”。这一记就是一辈子。

八一学校是寄宿制,每周日晚上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周六下午接走。我上学之后基本都是坐学校的班车,很少坐司机爸爸开的车。

学校的条件比较好,学生的吃、穿、用都由学校提供。我特别喜欢学校的校服,尤其是冬天穿的厚厚的绒布棉外套,紫红色的,衣领的系带上面还有两个大绒球球,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那时的学校生活很是丰富多彩,每到周六周日学校里都放映电影,还经常请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来学校演出。可以说,我们是看着那些大明星们的演出长大的。像马玉涛、马国光这些人简直是太熟悉了,唱得歌好听极了,我非常喜欢他们。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然而我却浑然不知,从来都是吃得香睡得着。住校期间一切照旧,顶多偶尔吃点白薯干,我们还都叫好吃。

周六回到家里,爸爸、妈妈把平时省吃俭用的好东西都留着等我回来用,他们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那时的我,真的很傻很幼稚,跟爸爸妈妈聊天时还常说:“等我长大了给爸爸买烟抽,给妈妈买玉米面粥喝。”他们一听,别提有多高兴了。其实那时候因为老看见妈妈喝玉米面粥,就以为妈妈爱喝粥。爸爸也经常跟我吹牛,说他吃得有多香、多饱呢!其实,那时妈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营养不良,致使浑身浮肿,她的小腿部位,经常用手一摁就是一个坑。

直到有一次爸爸把我从学校接回家,在上楼梯时突然“咕咚”一下栽倒在地上,当时我吓坏了,后来才知道爸爸是饿晕过去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很震惊,我这才了解到当时竟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吃不饱饭。有的人靠吃糠、吃野菜、树皮来充饥,甚至饿死了好多人!爸爸、妈妈相比之下虽然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但为了我能吃饱穿暖也是节衣缩食。只要是为了我,他们恨不得贡献自己的一切,而且无怨无悔。

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都会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跟我的爱人和孩子提起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爸爸摔倒在楼梯上的情形,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终身的,也是亲情和恩情的最深刻体现。说实话,没有那次爸爸晕倒在楼梯上,我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一无所知呢。

后来,爸爸怕我心里有包袱,总是告诉我说,当年他经常跟着首长出门在外,赶上吃饭的时候可没少沾光。有一次去北京饭店,他竟然吃了二十多个馒头呢。他还美滋滋地说道:“这回我可知道吃饱了的滋味了!”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电影,还喜欢把自己比作电影里的人物,或者跟角色“对号入座”。那时,看了电影《英雄儿女》,我就是喜欢幻想,多可爱的女主角啊,我要是那个王芳该有多好啊!

司机爸爸说:“你就是那个王芳!”

我想了想,对呀!因为我跟她一样,也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和一个老工人的爸爸呢。

我的两个爸爸长得都很帅气!

看过电影《南征北战》的人们都会记得,里面有个演师长的演员叫陈戈,虽然镜头不多,但他那器宇轩昂、刚毅儒雅的造型,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极其深刻的。尤其是他说的那句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台词“不要怕我们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已被人们熟记并且广为流传。他的长相和言谈举止就极像我的亲生父亲。

左图为“司令爸爸”王近山,右图为电影演员陈戈在《南征北战》中的形象

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军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清、也是王芳亲生父亲的演员田方,正好就特别像我的养父。瘦瘦高高的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他的机智果敢,尤其是见到女儿时的那种温柔深邃的眼神,与司机爸爸非常神似。

左图为“司机爸爸”朱铁民,右图为电影演员田方在《英雄儿女》中的形象

我上小学时就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爸爸》,写的就是我有两个爸爸:一个是老革命的爸爸,一个是老工人的爸爸。虽然只有简单的二百来个字,没想到却起到了轰动效应。当时受到学校的好评被评为优秀范文。老师在班里念给同学们听,挂到走廊里给同学们看,自那以后,我对文学的兴趣大增,每次的作文都得“优”。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见班里有同学收集邮票,挺好看的,我也跟人家学,拣了两张装在口袋里。回到家后,爸爸要给我洗衣服,一翻口袋就发现了邮票,他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好玩。爸爸当了真,从那时起,认认真真地帮我集邮。当时正好他有一个姓李的徒弟是个集邮爱好者,过了很多年以后听说他已经成了专业人士,好像还当上了集邮协会的会长呢。他帮着爸爸正儿八经地搜集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邮票,最后倒成了爸爸集邮了。

没过多久,爸爸帮我搜集了一大堆的邮票,有纪念邮票,还有特种邮票,可漂亮呢。我们就又去买了几本集邮册,还买了专门的垫纸和包邮票的透明纸,用小镊子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地包好,夹在集邮册里。由于那位李叔叔的帮忙,没多久我们就把建国以来的邮票全都攒齐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张也不少。

有几套是我特别喜欢的:有黄山风景的,大概是十几张一套;有梅兰芳的,分大小八张一套;还有蝴蝶的等等,好看极了。到了“文化大革命”,还出了好多毛主席头像的、还有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我们都有。那段时间,只要我在家,没事就把它们拿出来欣赏。只可惜后来我当兵走了,邮票却无法带走。

后来听爸爸说,那个李叔叔有一次来我家跟我爸说他家被人偷了,邮票全都给偷走了。爸爸心眼好,二话没说,把我们辛辛苦苦积攒的邮票全部送给了这个李叔叔。过了几年我探亲回家,才听到爸爸说起这事。爸爸知道我会不高兴,可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也不可能再要回来。爸爸还直安慰我,说那些邮票都是李叔叔帮忙集的,既然人家开了口,就当救急吧!据说当时那位李叔叔还怪不好意思的,非要给爸爸60块钱。现在想来,那些邮票可是价值连城的啊!

爸爸就是这么一个谦虚待人、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把金钱和物质看得很淡,只有感情、亲情才是至高无上的。

司机爸爸因出身穷苦,小时候没有上过学。解放后,跟着司令爸爸可没少沾光。因工作需要,部队专门请来文化教员,给首长上文化课,学语文、数学等。司机爸爸于是也趁机端着个小板凳坐在首长的身边,认真地学、认真地做笔记。后来首长忙不过来没时间学了,司令的文化教员就成了司机的文化教员了。他每天上课记笔记,然后整理出来给首长看。

就是因为这半年时间的努力,司机爸爸的文化知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后来他还经常提起那段时间,说“速成班”教会他很多文化知识,直到我在“文革”后期上中学时,爸爸还经常给我辅导语文、数学呢。

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司机爸爸就是个“神仙爸爸”,天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天大的事情都难不倒他。

他带我去游泳,开始我们都不会。我有点害怕,爸爸就先下到水里,扑腾了几下,居然能浮到水面上。还是别人告诉他,他游的那叫”狗刨”。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要我学什么、做什么,他总是身先士卒,而且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然后再带着我一起做。他的知识面广,见识又多,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司机爸爸还练就了一手好字,钢笔、毛笔字都写得四平八稳、方方正正的,很漂亮。他常说“字如其人”,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爸爸对我写字要求很严。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爱写连笔字,还自以为写得漂亮。爸爸每天回家都要检查我的功课,突然发现了我的这个毛病,立即纠正我,我却不以为然,说这么写好看。爸爸生气了,从来没有那么严厉地批评我说:“写字必须一笔划地写!你现在是打基础的时候,写字好比做人一定要扎扎实实,不要浮夸。就像小孩还没学会走就想跑,这样对你以后都会有影响。再说写字是要给别人看的,除非是日记,自己认识就行。要想给人看,就不要让人家猜,如果让人家猜字,那就不会有人看了。心浮气躁是写不出好字的。”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反复地教导,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别的事情他都能容忍,唯独这件事情,我记得爸爸训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印象特别深刻。

爸爸平时很少跟我发脾气,越是这样,一旦发起脾气来就特别管用。尤其是爸爸的眼睛很大,一瞪起眼睛来很吓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不好好写字了,但这件事使我受益终身。

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要懂礼貌。他说“礼仪是做人之本”,尤其是孩子要从小教育,这是做家长的责任。他在极其细小的方面都不会放过教育我和严格要求我的机会。平时见了人,该叫“叔叔、阿姨”的就要叫,不能不理人。有时他见到别人的小孩不叫人,也会面露不悦之色。回到家里就跟我说,这样的孩子不讨喜,主要是家长没教育好,这也是家长的耻辱。尤其是有的孩子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叫,“这样的人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今后怎么在社会上学习和工作啊!”

从我记事起,就爱听爸爸吹口琴。他说他的那只口琴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陪伴了他很多年。爸爸的口琴吹得可棒呢!不光是吹,他还会伴奏:一边吹一边用左手轻轻地拍打着口琴,发出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的伴奏声,特专业。爸爸教我吹口琴的第一支曲子就是《东方红》,后来我上小学了,爸爸就把口琴送给了我,这支口琴一直陪伴我到当兵离开了家。

司机爸爸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歌唱祖国》,他一唱歌,妈妈就嗔笑着说他的声音像个老牛,因为爸爸的嗓音浑厚,有磁性,属于男低音。

爸爸妈妈最喜欢我给他们唱歌、跳舞了,其中经常唱给他们听的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有的时候我自己还把这些歌编出舞蹈动作来,跳给他们看。尤其是跳新疆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里面有一个“动脖”的动作,他们最爱看啦。每当我跳给他们看时,他们高兴极了,爸爸索性吹起了口琴给我伴奏,妈妈也随着节奏一边拍着手、一边和唱着。

我和司机爸爸经常一起合唱《逛新城》,那是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先是合唱,然后由我清脆地叫着“阿爸哎(哎!)快快走(噢!)看看拉萨新气象……”爸爸赶紧附和着“女儿哎!(哎!)等着我!(噢!)看看拉萨新气象!快快走来快快走呀……哦!呀呀呀呀呀!”爸爸叫着女儿,女儿应着爸爸,幸福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这个幸福而又特殊的小家庭里。

这是我永久的回忆、永远的怀念!什么叫做天伦之乐?大概莫过于此了吧!

我小时候不爱说话,一见生人就脸红,爸爸有意识地对我在这方面加以锻炼。上中学时已是“文革”后期,那时兴读报纸,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在公众场合下读报纸,他说这样可以提高勇气,锻炼胆量。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一有机会就大声读报。开始磕磕巴巴地很不好意思,后来习惯了,念得也顺畅了,说话也自然、大方多了,再后来想想这招还真灵!

爸爸在待人接物方面非常得体,透着南方人的那种温良恭俭让。对我则是晓之以理,动之有情。我记得小时候常说爸爸总爱跟我讲“大道理”,有时听烦了还经常反驳他“小题大做”。他说其实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小事情能反映出大问题,所以要从“小”抓起。

记得我曾经在邻居家门口捡过一条很漂亮的塑料跳绳。那时我最喜欢跳绳了,在学校比赛还拿过名次,我就顺手拿着在自己家门口跳着玩。爸爸看见了,问我跳绳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捡的,爸爸听后严厉地训斥了我。他说:“这怎么可能是捡来的呢?明明就是你拿人家的!这种行为很不好,发展下去就是偷!”他不由分说地让我“从哪拿的还放回哪去!”并且告诉我“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尽管心里很委屈,可是一看到爸爸蹬眼睛就害怕,眼泪汪汪地把跳绳送回到人家门口。第二天,爸爸给我买了一条跟人家一样漂亮的跳绳,我到现在还记得是4角8分一条,我爱不释手地玩了很长时间。

在学校里,好玩的东西还真不少。十几米高的大秋千,我上去就能给打平了,还参加过比赛呢;还有一种叫做“转伞”的东西很高,从伞的上面接下来8条很粗的大麻绳,下端结一个大圆圈正好套在大腿处,就在这个大伞底下转着跑,每次可以8个人同时玩。每个人都把一条腿套进大绳子里,两个人一头,往前转着跑,前面的人负责抓住他们前面跑的那一对,后面的人负责躲避后面的追逐。只要是被抓住的一对就得淘汰、换人。记得那时候都玩疯了,一下课就跑到大转伞底下排队,……真可惜现在早已没有了它的踪影。

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学生们不知受了谁的影响,兴起“假封建”:男女生不能说话,更不能一起玩,一说话就被人嘲笑。课间休息时,男生在球场踢足球,女生在旁边跳皮筋,有时球被踢到女生这边,女生捡起来扔给男生,男生那边就开始起哄,一边喊着“消毒!消毒!”一边拿起小木棍、小石头猛砸那个小足球,然后才能再接着踢。终于有一次被班主任(女)老师发现了,她在上课时怒不可遏地拿起那只足球,反复从讲台上扔到教室的后墙上,挨着个地叫遍所有的女生去捡球。她扔一下就喊一声“我叫你们消毒!…我叫你们消毒!”然后把球放回原处,并冲着男生们说道:“谁家没有姐妹?谁给你们的权力不尊重女性!你们的这种假封建思想真的是要不得啊!”后来,男生们再也不敢“消毒”了,只是“封建”思想还在作怪。

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在八一学校的幼儿园时期,学校就把我们爱唱歌、爱跳舞、有点文艺细胞的孩子们放到一个班里,每天都安排练功的课程,培养我们学习一些艺术专长。

我记得幼儿园毕业的那年春节,我们要为学校做一次汇报演出,演的是《拔萝卜》,我扮演老奶奶。之前,我跟爸爸说了这件事,爸爸听了可高兴呢,帮着我想动作,说老奶奶应该是头发扎上个纂儿、下齿兜着上齿、还要两手揪着袖子、踮着脚跟走路。然后他又跟我讲,别看这个节目的内容简单,说明了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后来我演得很好,老师都夸奖我怎么那么会演戏呀!

1964年初,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幸参加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那时有剧组班子专门到八一学校,精挑细选了一批十来岁的少先队员,我荣幸地被选中了。不过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记得这年的寒假还没有过完就回校参加集训,而且要很长时间。对于我这么恋家的人来说当时还真是很不情愿的事情,因为我最喜欢在家跟爸爸妈妈团聚,“痛恨”的就是住校。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学校每天有班车在规定时间接送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排练。我们这些少先队员们,个个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带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其实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台下观看演出,直到终场之前,一排少先队员手捧鲜花簇拥到台上敬献给那些演员以及来看演出的首长、贵宾们。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什么表演,就是蜂拥而上,也没有什么艺术动作,但是必须每天晚上七点来钟到达会场,而且还是前排就座,从头至尾地看着演员们排练、演出,结束后已到了后半夜,持续了有一年多呢。

当时想想只是好玩,后来才越来越感觉到太有意义了。看着那些当时的大明星演员们载歌载舞的,其中有我最喜欢的郭兰英、胡松华、李光羲、才旦卓玛、王昆等人,我很激动。太喜欢听他们唱歌了,长期受到他们的熏陶,整个剧本的台词和演出场景我都能倒背如流。休息时间,我们这些孩子们趁机在大会堂里东奔西跑、东张西望的,觉得可有趣了。人民大会堂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氛围也令人肃然起敬,终生难忘。当时《东方红》的演出震惊世界,轰动极了,确实是壮观、大气,给人一种非凡之势。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场景

在这期间,让我最留恋忘返的还有一件事,是每天晚上的“饕餮之宴”,印象深刻极了。演出结束后,差不多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全体演出人员就会到大会堂的宴会厅里享受一顿丰盛的宵夜。宴会厅里一样是灯火辉煌,大大的餐桌有好几十个,每桌都有好多好吃的饭菜,大概是十个菜一个汤。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顿,好像吃饱了都不想家了!我记得最好吃的是暄暄的、白白的小馒头,我一次能吃好几个。那时的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回到家里我就跟爸爸妈妈炫耀。那年月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抚平,起码百姓们的生活还没有明显地好转,我们能够享受这样不一般的待遇,也真是很难得的。

爸爸妈妈总是喜欢听我给他们叙述着每一个演出细节,从精神上到物质上,再到艺术上的享受。他们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记得有一次,演出单位给了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每人两张票,说是专门照顾家属的。我当时高兴极了!就在学校的传达室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电话告诉爸爸,请他赶快到学校来取票,和妈妈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观看我们的演出。当爸爸得知这个消息时,电话里的声音激动得都有些颤抖了。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那也是曾经震惊全世界、令人永生难忘的一天。我们的演出刚刚结束,只见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突然出现在舞台上。他首先祝贺我们演出成功,然后向我们郑重地宣布了三件特大喜讯:

第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无疑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全体人员欢呼雀跃,齐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第二,就是赫鲁晓夫下台了!又是一阵欢。

第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要来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只见全体演员更是欢声雷动,人人激动万分,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了!尤其是我们这些少先队员们,手捧鲜花,欢呼着、跳跃着。

之后,我们全体演出人员来到宴会厅,宽大的地方摆着一个大大的圆形台子,我们少先队员坐在最前排的地上,所有演员一共有三千多人,整齐地排列在这个圆形台子上,有蹲着的、有坐着的、还有站着的,静静地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一会儿,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走了过来,我们全体人员欢欣鼓舞,大概所有参加这次演出的人员都永远难忘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摄影师不停地自左至右按动快门,留下了这个永久的纪念。

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与《东方红》演出人员合影(部分)

回到家中,我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奔走相告,逢人便说:“我闺女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还跟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照相了呢!”他们为我高兴、为我自豪、为我骄傲,分享着我的喜悦。

我小时候经历的很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我越来越感觉到生在军人之家,长在工人家庭,两种状况,两种境遇,两种生活,两种父爱和母爱,多么离奇,多么独特!一种家庭就是普通的市井生活,但其中包含着浓浓的依恋,百般的呵护,就象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一样,有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六年,然而却是平淡之中彰显真情浓意;另一种家庭虽然是正宗的血缘关系,爸爸、妈妈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还有好多个兄弟姐妹,但我却如梦如幻,充满新奇,即便偶尔相聚,也只是相敬如宾。

几十年后,我找到了一篇爸爸在60年代写的《入党申请书》(不全)。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还有一件事是要向组织交待的,我两口子没有小孩,现在我的女儿朱媛媛,是王近山司令员给我的。王司令员是个红军干部、陆军中将,怎么会把女儿给我这个群众——汽车司机呢?虽然他的子女比较多,但是即便再多些,他也不至于养活不了呀?这要是在旧社会,身份这样悬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今天,它竟然是事实!这就说明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了。王司令员既然这样对待我,我一定全力把他给我的这个女儿教育成红色接班人。我也考虑到,要想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平时教育朱媛媛体会到:教育子女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自己的过程。因为要要求她思想好、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己就得思想好、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她热爱劳动,自己就得在家务劳动等各方面起带头作用;要求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自己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求她作风正派,自己在作风方面就得特别注意。无论在哪一方面,只要对她提出要求,就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也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才能更有说服力。如果跟她说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使她听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怎么能使她心服口服呢?从把孩子培养成红色接班人来说,自己也应当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改造自己,鞭策自己。……”(附司机爸爸《入党申请书》部分内容影印件,后面的已经找不到了。)

爸爸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发自内心对党组织的肺腑之言,是对他、也是对我贯彻一生的“教育准则”。

【本文作者简介】王媛媛,曾用名朱媛媛,王近山将军的第六个孩子,1953年11月生于北京。1969年参军,服役于南京军区某部医院。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复员回京。197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储运局工作。1989年后历任中国商业建设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业务部经理等职。其间多次被评为部级优秀党员、新长征突击手。2008年底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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