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有着近百年殖民历史的柬埔寨摆脱法国控制，重获新生，为了抵御西方话语霸权，构建民族文化内涵，稳固社会伦理秩序，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尝试把电影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之一，不仅“为柬埔寨制片厂和电影制片人成功地减免了税收”，同时还派遣罗姆·索芬（Roeum Sophon）、列夫·潘纳卡（LevPannakar）等人留洋法国学习电影制作，据不完全统计，“1960-1975 年间，柬埔寨的电影业快速发展……全国共制作并上映了 350 余部电影”。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入电影院，柬埔寨电影成为了复兴高棉文化、复苏社会建设的象征，“柬埔寨电影的价值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专家认为 60 和 70 年代是柬埔寨电影的黄金时代”。高棉语中的“电影”一词早在电影出现之前就存在于该国的语言中。

Kon 一词最初来自于 kol，意思是“诡计、把戏”。“在柬埔寨人的普遍看法中，这种关于 kon 的观念倾向于暗示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实，柬埔寨文化和文学界通常将电影列为第七种艺术形式，仅次于绘画和摄影、雕塑、哑剧、音乐和诗歌、戏剧和小说，这说明电影已经被严肃地视为一种民族文化产品，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黄金时期的柬埔寨电影是古老的电影，就像格里菲斯那个年代的无声电影一样原始，尽管它们的技术有限，带有乔治.梅里爱的初期特效，但 20 世纪60 年代依然有一些柬埔寨电影因自身的艺术魅力，被出口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新加坡等，黄金时期的电影在记录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通过富有戏剧张力的叙事情节、立体复杂的人物塑造、灵活多变的视听语言等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兴趣，满足了观众内心的娱乐需求，放松心情，会心一笑。

柬埔寨黄金时期的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独立后迅速成长，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承担着吸收新元素、抨击顽固行为的任务，遵循着严密的电影叙事框架，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表达、奇观画面的视觉呈现、老生常谈的故事范式等，给民众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独立后柬埔寨社会的文化进程，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电影表达了发展中柬埔寨社会希望实现和谐的道德愿景，电影企图重建起一种秩序，在这种传统秩序下父权统治得以再次实现，与此同时，黄金时期电影艺术的创作将对大众的情感诉求作为考虑的因素，含糊表达出对社会进步变革和推动传统价值观更新的渴望。

可喜的是，在柬埔寨这个独立国家建设过程中，与书籍、杂志和报纸一样重要的是，电影在想象或建构高棉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理解民族电影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社区”的概念为此提供了思考的路径和视角，“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给其成员/公民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国家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成员也永远不会认识、遇见、甚至听不到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然而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着共同的交流形象”，他认为早期的印刷媒体如报刊、小说书籍等通过特定的讲述给受众一种社区感，共享历史和身份感。

比如《飞天女神》中皇家高棉舞蹈的场景，就是柬埔寨古老吴哥文化和人性的真实写照，民族性在电影中体现到每一个场景中，统筹来看，世界电影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场景来进行电影建构，诸如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推、拉、摇、移、跟、升、降等系列规则，但是柬埔寨电影所散发出的独特艺术传统，生动地表现着柬埔寨高棉人的性格、哲学和情感。

柬埔寨黄金时期电影承担了提供想象过去的重担，该时期大多数电影以现代化的形式多样构建了高棉文化，这些情节和背景多向观众展示了强大的经济建设状况，对审查、鼓励电影的兴趣更多体现在保护和提升特定事件或者个人形象，缺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规划。

电影制作在柬埔寨一直是一个波动的行业，随着战争和政治的浪潮而浮动，话说柬埔寨黄金时期的电影作为国家可监管和扩张的工具，尤其在西哈努克统治期间，被一度看作是促进公共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工具，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引导并塑造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浓厚兴趣。

早期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描述国家建设时并未着重提及电影这一工具，但是随着媒介的进一步发展，电影和电视已经扮演了安德森所谈论的小说和报纸所担任的角色。柬埔寨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存在着与泰国、老挝、越南等同样的问题，如政治自由、财富分配、接受殖民历史的遭遇、稳定的民族认同、性别问题等。

尤其是在国王西哈努克统治的桑库姆时期，为了创造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他先后推动有关民族建设与发展的杂志、建立升级展示厅来向民众宣传教育、多次制作国家电影来进行形象宣传，除了西哈努克导演的电影，其他商业导演在电影制作预算上相对较低。

一部部涉及到“现实的”和“道德的教育”成为柬埔寨黄金时期电影艺术制作的特征，电影在家庭、社会规范和男女领域中通过强调概念，肯定并规劝隐晦提醒了一代的民众价值观，电影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展现出了处置问题的能力，在反殖民浪潮的背景下，通过影像叙事对社会现实起到了批判和写实的作用，影响深远。

电影作为重要的媒介之一，可以对国家、城市、地理位置和当代社会转型成本和收益等进行衡量，自 1953 年柬埔寨宣布摆脱殖民统治实行独立后，敌对和自我分裂就不断在这个新兴国家内部上演。

如何思考和看待自我文化与，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民族叙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等如何报道这些问题，与传统文化、社会生活有关的故事被以影像的方式进行呈现，成为一种极为有力的变革工具。

例如高棉恐怖电影《女魔蛇》（Pos KengKang）在泰国受到了轰动，《鳄鱼人》在中国香港被成功筛选。在柬埔寨，电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试图通过各种叙事和角色建构来帮助民众定义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形象，是一种认同和自我确认的过程。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电影导演作为“社会幻想家”利用电影镜头这个媒介，不断推动新的文化生产。

为了抵御来自美苏等大国的新殖义压力，柬埔寨电影创作者重视并强调具有某种“高棉”本质/差异的当地文物或文化偶像，借以企图摆脱长久以来被文化殖民的痛苦与孤立，消除民族自卑感，或者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国际怨恨感，通过一系例带有东方式色彩的神秘意象式叙事，表达出对民族团结和全球尊重的渴望。

历史与电影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对柬埔寨黄金时期的电影进行分析，该时期电影中的历史再现成为研究该民族不同文化历史的工具，电影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理解历史、探究本质隐喻的重要视角，电影在这样一种批判视角下进行民族化叙事，显得格外的重要。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观察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统治一个遥远领土的主要大都市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而殖义几乎总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且是在远方领土上植入定居点；民族主义意味着对国家的亲密情感认同，以及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法化和统一叙事的构建”。

柬埔寨电影将民众在殖民背景下遇到的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进行了影像化的处理，借助个体与公共痛苦进行并列，有效利用影片中传达出权力，并对此进行批判，电影、民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在柬埔寨这个大环境中是如此复杂，令人着迷，对于柬埔寨黄金时期电影的各项研究都不可避免面临权力、意识形态、殖义、后殖义等系列问题，电影作为社会传播的工具成为反殖民文化浪潮中令人振奋的辩论和评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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