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寿先生是谭派第五代传人，也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2020年10月份，谭先生的去世给中国京剧界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京剧的振兴更为困难。本文中，让我们走进谭元寿先生的一生。
取名百岁，为谭家带来好运1924年，红极一时的生行演员谭富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却都不幸先后夭折，这给全家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1928年，第三个孩子诞生。为求得长寿，取名为寿颐，祖父谭小培特地为这个孙子打制了长命锁，取乳名百岁，这就是日后活跃在京剧舞台之上的谭元寿。
谭元寿的降生，更使得这个家庭时来运转，不仅讨回了祖宅，演出的收入也几何倍数的增加，甚至出现了整麻袋的现钞送到谭小培房间的盛况。
富连成社，堪比七年大狱说起科班学戏的经历，对谭元寿来说真的是七年大狱。十岁时，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忍痛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的做法，把谭元寿送进科班。并且发话：该怎么管教就怎样，不必手软。
谭元寿成为富连成元字科学员，并且起了元寿的艺名，这也就是名字的来源。在富连成七年的学徒生活，之所以称为“七年大狱”，实际上是因为严格的管理和严厉责罚的相随。
“七年大狱”中，谭元寿无论什么样的苦都无怨无悔，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学习相应的文化课程。
走南闯北，寻觅真经1945年，在富连成从上海和东北演出归来不久，谭元寿就出科了。正赶上对演员艺术生命有决定作用的倒仓期，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唱戏。
经过一年多的调养、学习和观摩深造，谭元寿的嗓音基本恢复。彼时的他也跃跃欲试，准备重返京剧舞台。第一场演出，与杜近芳联袂演出《红鬃烈马》。那一年谭元寿18岁，杜近芳15岁，两人小试牛刀，一炮而红。
接着，叶盛章先生又抛出了橄榄枝，要他参加金升社组织的演出；其后，又跟随叶盛兰去南京演出；回到北京后，又到荀慧生的“留香社”唱了一年多。
随后，谭元寿又到天津南市的几个戏院演出，正当起劲的时候，梅兰芳的大管事专程从北京赶来，说梅先生特地邀请他回京，请他陪同梅葆玖唱几出戏。
谭梅两家的情怀持续几代人，两家互相扶持，共同为京剧的发展助力。
谭元寿回到北京，梅兰芳客气的说，请他捧捧玖弟，为他与梅葆玖组织了一个班子。梅葆玖和谭元寿开始了正式的合作，演出了《红鬃烈马》、《打渔杀家》等经典曲目。六十年后，梅葆玖，谭元寿说起排戏的时光，依旧感慨万分。
永远经典的郭建光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给了谭元寿新的机会，上级将排练新戏的任务交给了谭元寿，在整个剧组的努力之下，特色鲜明的郭建光诞生。以后也因为这个郭建光遭受非议，已经是后话了。
为了整部戏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剧组人员专程去部队里体验生活。谭元寿曾经做过军人，又主演过大量现代戏，认为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舞台经验的，演现代戏问题不大。但在排练之中却发现，虽有前面的基础，却依旧逃不出传统戏的老路。
完成生活体验的第二天，剧组就回到了排练场上。通过排练，在舞台上再现他们在部队的精神面貌，充满了青春朝气的人物形象也就诞生出来了。
1964年3月底，当时还叫做《芦荡火种》的《沙家浜》开始公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剧场内的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正如媒体的评价：掌声就是批准，连演一百多场还难挡观众的热情。
郭建光这个角色是谭元寿所演的角色中，分量最重的一个，也是最完美的人物形象。
打金砖，老树散新枝八大样板戏的年代过去之后，京剧舞台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谭元寿却清楚的认识到，京剧的寒冬不在他人，而在于京剧自身。大批名演员的离世，才是不叫座的根本原因。
果然没过几年，京剧的观众越来越少，剧场上座率越来越低。虽然谭元寿、袁世海、杜近芳等自负盈亏的改革得到了艺术和经济利益上的双丰收，却也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寿终正寝。
作为京剧世家的传人，有良知的大家，谭元寿自然不愿意看到京剧如此颓势，因此拿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拿手戏。拿手戏，绝不是请人造势的下三滥，而是实实在在的票房价值。
1980年，他主持恢复上演了《打金砖》，这部戏由李少春发扬光大。李少春最后一次演出此戏是37岁，而谭元寿最后一次演出已经60余岁。这部唱做兼具的重头戏难度极高，足见元寿老功底之深厚，以及老艺人的担当。
这出戏演出之后，反响特别大，甚至在社会上出现了“打金砖热”。六十高龄，台上卖力，观众喝彩；下台后人瘫在椅子上，懒得说一句话，不住的落汗。
当时剧团的领导也带自己的亲戚朋友看戏，先后乘着公家的汽车回营，却没有一个人上前问问元寿老的状况，也没有一个人让谭元寿搭个顺风车。只有他的夫人心痛落泪，谭元寿擦擦汗，走出老远，赶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薪火相传，看门戏定军山提起谭家，就不能忽略传承七代的谭门，就不能忽略谭家的看门戏《定军山》。
何谓看门戏？特别擅长！如今的演员大都是能走完过程即可，擅长二字可是重若千钧。《定军山》这出戏，一般演员都不敢动，因为负担太重。黄忠的这一套盔甲，有15斤重，再加上里面的胖袄、外面的靠肚子，脚上的厚底靴，头上的扎巾。一般人搬上就寸步难行了，更别说表演了。
所以要把这戏唱得圆满，没有三五年功夫是拿不下来的。这大概就是谭元寿坐科时怕挨打，出科之后却感谢戏班打的缘故。以至于在谭正岩学戏时，谭元寿恳求在上课时增加严格的体罚，正应了打的苦衷。
永远不称艺术家谭元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都是搞戏曲理论研究的，见过许多京剧大家，有的已然作古，许多同行比我强得多。不管你们评论哪一位艺术家，我都没有意见。只求在我的名字前面，千万不要标上艺术家这三个字。”
谭元寿解释说：“万事皆有个比较，杨、梅、余称为艺术家，我父亲称为艺术家，我也称为艺术家，真是汗颜。”元寿老所举得例子，都是京剧界巅峰时期的巅峰人物，常人哪能企及，足见老先生的谦逊。
现今却有许多艺术不满、虚荣心爆满的演员挣着抢着艺术家的名讳，令人唏嘘。
前辈的教诲，永远记得谦逊是在谭家人身上的一个标签，自从事梨园行以来，就捆绑在他们身上，并且一直未曾散去。
一次中央电视台要录节目，当时谭元寿已经年逾古稀，基本脱离舞台，并且下午一点到四点的午睡是雷打不动的。媒体录制节目，也多是在四点钟之后。
可有一天下午，电视台为他的师叔王琴生录制节目，他下午一点就到达了电视台。旁人问起，为何今日与旁日不同，谭元寿回答说：“王琴生先生是我的师叔，就跟我的父亲一样。你想，我的父亲来录像，而我却在家中睡大觉，岂有此理？”
那一天，谭元寿在王琴生左右，忙着给老先生穿服装，跪着给老爷子穿靴子。因为天气比较热，谭先生还拿了一个手持电扇，用手举着给老爷子吹风。然后坐在台下看老先生录像，时长嘘寒问暖，怕他累着。
这缘于谭元寿跟随父亲谭富英伺候余叔岩的经历，“这没有什么会不会，你自己唱戏，自然知道演员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他了。”谭元寿跟包王琴生，与谭富英跟包余叔岩并无二致，基本上可以称为上行下效。
2020年10月，元寿老走了，人间再也没有郭建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