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2年，是郑小秋在导演创作上的鼎盛时期，“国华”与“金星”两家影片公司高产量的出片压力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独立导演能力，自从在“金星”导演的影片《夫妇之道》《无花果》以后，郑小秋的导演地位日益提高，《惜分飞》一片更是为“国华”赢得佳绩，“国华”另赠一千元酬劳予郑小秋以作奖赏，就连当时的《申报》也评价此事“实为创举”。

正是这一时期，郑小秋通过对张石川等导演的模仿与学习，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拍摄风格，这也为本文探讨其导演艺术打开了另一维度的思考。

早期中国各大电影摄制厂尚未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摄影场中常出现两种极端现象：“遇到大场面，或者赶片子的时候，会忙得闹烘烘地，日里拍了不算，还得连上来一个‘通宵’，遇到空暇的时候，简直会使整个摄影场上静悄悄地，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出来。”这样严重缺乏规律化的拍摄流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演员的私生活的混乱和身体的消耗。

女星汪漪曾在采访中透露，除了拍戏外，她每天晚上总在十点钟睡觉，早上八点钟起床。为保证上镜状态，演员们对于规律作息向来非常重视。

1941年，郑小秋开始为“金星”公司导演《无花果》，为了保证剧组的健康运作，他向“金星”当局提出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这一工作制度并非郑小秋首创，早在1934年“明星影片公司”成立十二周年时，“明星”公司为扭转不利局面。

当年3月就由郑正秋、周剑云在公司发起了“八小时工作制”，旨在整顿公司、加强管理，时任“明星”当红演员的郑小秋目睹了这一制度为公司影视制作带来的良性变化，于是在7年后再度提出“八小时工作制”，详细规定每天的拍摄时间定于下午一点至九点，“提早通告，准时开拍”。

“八小时工作制”极大地平衡了演员生活与工作的时间，以满足演员表演时的最佳状态，这样的提议不仅得到了“金星”当局的认可，出演《无花果》的女主角白虹对此亦大加赞赏。

“八小时工作制”的提出使得剧组拍摄时间有了可靠、稳定的标准，这种具有标准化流程的制定，使得电影工业流水线有了可复制的规范标准，这一提议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无花果》一片最终的呈现质量提供了基础保证。

次年，郑小秋又对片场提出新规定：从今以后，任何亲戚朋友来参观拍戏的，一律拒绝，就是当局者有人参观，亦得郑重考虑。

郑小秋对拍摄片场的严苛离不开“明星”公司早期的培养，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对电影一丝不苟的求精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位新晋导演。

在宏观上通过对片场监管机制的把控来规避电影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是促使电影制作流程走向规范化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3年，“华影”出品的《合家欢》正式开拍，由郑小秋、黄汉联合导演，为更加专注投身于拍摄工作，彼时已深知片场管理对影片拍摄重要性的郑小秋再次与“华影”签订约法三章，并由殷秀岑做中保：“在《合家欢》摄制期内，除摄影场外，平日不得离开家门一步，如有违背约法，应罚在新雅请客三天”。

这一签订使得片场的管理变得更加可控、透明，降低了由于无意识的现场管理而造成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建立一个成熟的电影工业标准不在于对其上限的设定，而是对最低标准的把控，郑小秋在摄影场的“约法三章”正是早期电影工业制作流程所需要的最低约束标准。

至此，郑小秋完成了他对拍摄片场相对全面的管理制定，从宏观上对电影制作流程的基本架构的设定，再到微观上对拍摄时间、拍摄工期、演员管理以及拍摄环境的把控，形成了早期电影制作相对科学的、规范化的运作流程。

这些办法的制定，不仅直接影响了郑小秋日后拍摄习惯的形成，更是为早期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布局、流程和分工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

正因为拍摄作息的制定，剧组拍摄的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郑小秋养成了快速拍片的习惯，《奈何天》与《玉碎珠圆》双管齐下同时开拍。

《欢天喜地》在被告知还剩九天就要上映的情况下依然顺利完成了剩下一半进度的制作，影片公司长期高压快节奏的制片要求训练出了郑小秋高效的拍摄习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上影厂工作期间，他仍然保持着干脆利索的拍片速度。

但如此快节奏的拍摄进度常常使得郑小秋无心打磨影片细节，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小秋现在导演出来的片子则默默无名，乱七八糟，推其原因，实在是快速度的制片计划下害了他的”。

1940-1944年是郑小秋作品频出的四年，也是他毁誉参半的四年，这四年里他先后任职于四家影片公司：在“国华”公司拍摄的影片大多反响平平，《碧玉簪》和《三笑》更是两次卷入声名狼藉的“双胞案”；在“金星”和“华影”工作期间他却创作出了《香闺风云》《爱人》《逃婚》等广受好评的作品。

究其原因，“国华”公司的制片制度最为苛刻，制片者为了瓜分利益不顾影片质量粗制滥造，多次“双胞案”的出现正是“国华”当局急功近利的映证，相比之下“金星”的管理相对人性化。

而“华影”的三年虽然创作环境非常恶劣，经常也会受到各种原因的管控限制，但由于此时张石川身体抱恙且事务繁多无暇分身，影片导演的工作常常就全权交由郑小秋来担任，没有了张石川这座“大山”的压力，郑小秋的导演才能反而进一步被激发。

正因为深谙弹性的管理制度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即使在必须用“避倦丸”撑过每天15小时工作时长的高压拍摄中，郑小秋也始终把现场的拍摄氛围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他曾指出“我觉得在摄影场上，最必要的条件是‘人和’。

只要全体工作人员都能真诚合作，虽然设别陈旧简陋，我们还可以获得相当的效果。我们是应该以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来克服设备上的不足的！否则，必败无疑”。

即使在面对工作失职的人员，他亦会采用幽默的方式化解，《中国电影画报》就曾刊登过一则郑小秋片场幽默化解尴尬的趣事。

在拍摄《惜分飞》时，郑小秋正在片场为周曼华和马笑侬讲戏，反复解释排练三遍过后，郑小秋满心得意地准备开机，开机前他照例摇铃请楼上收音间的录音师何懋刚试听声音，却不料何懋刚趁着间隙早已跑到楼下和同组演员陶由大谈笑话，这样的情况在片场照理是大忌，但只见郑小秋假装若无其事走向演员陶由对他说：“请你上楼去听听声音好不好？”

在一旁的何懋刚瞬间明白了郑小秋的言外之意，不声不响地跑上了楼。郑小秋此举不仅巧妙地化解了现场的紧张氛围，使剧组的工作进度得以免受影响，也规避了此类事情在以后的拍摄中再度发生。

1960年，据时任上海电影厂编剧的刘立中先生回忆，郑小秋最喜欢现场的即兴工作，在当时推崇导演中心的电影圈里，郑小秋一反常规，在片场格外强调集体创作，因此在郑小秋导演的片场总是轻松融洽的剧组氛围，郑小秋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拍摄出了荣获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的《水土保持》，以及百花奖荣誉奖的《中国武术》。

文艺创作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偏个人化的事情，它诚然需要运作在一定的规范秩序下，但如果失去了主观能动、失去了评论的自由、失去了自主发挥的空间，而用所谓的体制、政策、政治形态做过多的限制，这样的作品必然会失去它的生命灵魂。

郑小秋的导演创作经历，就是体察管理者与文艺创作者二者关系把握最生动的例子。由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演员赵丹那句震耳发聩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