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年间的一位学者。1891年著名的“丹阳教案”发生时，他是丹阳知府。当时清廷为了给外国神父一个工作，想抓烧教堂的头两个人，是查文清偷偷放走了嫌疑人。因此被辞退，回到家乡读书。他是金庸真正的“第一任老师”，精神导师。20世纪80年代，他来台湾见他的堂兄符江玲，谈起他祖父的事迹，差点哭了。

金庸说，祖父对他有两大影响:一是让他懂得爱国，老老实实做事；第二，记得随时多看书。也就是说，他在两个方面很像他的“大爸爸”:家国情怀和爱读书。那种异常时刻的勇气和责任感，那种学者气质，金庸得到了它的传承。他说“我被中学开除了，我也被大学开除了，我不听话”，我却沾沾自喜。

但他的商业头脑，以及他的市侩和节俭的气质，只能归功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查书清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性情懦弱。他虽然做银行之类的大生意，也是商业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没有阳刚之气，以至于要带着年幼的儿子鼓足勇气去讨债。

金庸13岁时离家出走。他和父亲相处的不多，感情似乎不深不近。金庸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直接表示，10岁时就鄙视“父亲无用”，鼓励自己不要那么胆小。未来的金庸被称为“虎老大”，在新闻界雷厉风行。我觉得也和这个少年的担心有关。

金庸年轻的时候，作为记者，被派到香江工作。他不知道自己会和大陆分离几十年。查书青留在家乡，1951年作为地主去世。据说，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在会见广安先生时，也谈到了这件事，并表示了歉意。金庸只是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金庸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被开除了。他对功课不感兴趣，他对围棋的爱好来自童年。

1940年7月，就读嘉兴中学，因得罪学科主任被开除。他毫不犹豫地带着一袋书、几件行李和两盒围棋离开了。而且在他的中学时代，他在两大科目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预期。他的高中记录和成绩单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幸运地被保存下来。

这个成绩单上明确记录了他的两个“特长”:一个是体育，毕业成绩82分，排名第一，排球特别擅长——可惜他没有坚持这些爱好，而是把它们倒在纸上，变成武侠小说。其次，他英语很好，四个学期分别考了85分，91分，91分，90分。他关心英语，决心成为一名外交官。至于武侠小说，就像“谋生”一样，就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落草为安，和媒体胡搞。

走仕途，搞外交，看他的家庭背景，如果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绝不是痴心妄想。他是富二代，自然要出国留学。他有个表弟，就是蒋百里，民国军事家；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蒋富珍是他的堂弟；建筑师陈从周是他的亲戚，比他低一代；琼瑶阿姨是他侄女；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弟弟王安哲是他的小学老师。反正他的朋友圈，不是有钱就是贵，不是文化名人，也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蹿了半边天。

金庸的母亲徐璐是徐志摩父亲的堂妹，尽管她只比徐志摩的侄子大一岁。1932年春，徐达诗人在海宁空难中下葬，年轻的金庸代表查家前往吊唁。但他说“我只和他儿子做朋友，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他一直和徐志摩的后人保持联系。

据他自己说，《剑与敌》中的陈家洛是如此的浪漫和优雅，他的原型是徐志摩。在网上发帖的云中鹤一直否认，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虽然徐志摩当初抛弃了妻儿，但咋家真的很不满意，连他发的挽联都是讽刺的:“司循其语难焚，仆从多情自白。”杜牧、张剑锋和葛吉官潘潘的典故被用作表达。

许多年以后，徐志摩的孙子徐山回到家乡祭祖，回答媒体的提问。他明确表示“金庸其实很崇拜我爷爷”。

后来金庸考上大学，被迫退学。他的学习道路一直很坎坷，很艰难。原因当然不是缺钱。说实话，是我自己没有“做”出来。

他大学退学的时候才22岁。他们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很迷茫。而且，这种漫无目的、消极避世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两年，他们成了“啃老族”。那两年，他在湖南湘西山区度过，远离喧嚣，以帮人打理农场为名。在山里的那段时间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看了魏凡的电影《没问题》，感觉情况很像。

在全国各大省份中，他最喜欢和最想念的其实是湖南而不是浙江。他真诚地说:“在我的小说里，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这个说法真的没有水分。他的武侠小说对湖南和湖南人都很有爱:在《射雕英雄传》中，英姑和邓，美丽的隐居地是湘西；它像澹台的张铁山，地址也放在洞庭湖；狄云是连城的一位淳朴的绅士，也是湘西人......

他的武侠小说，几乎都称赞湖南，可谓无所不在。但对于家乡浙江海宁来说，除了最早的《剑与敌》之外，他真的很少用墨。直到晚年的印章鹿鼎记，人们似乎真的会回首往事，怀念晚年的他，浙江的故乡才隐约浮出水面。

难怪他是浙江人，但他这辈子没呆多久。自从他13岁离家后，除了1946年7月回老家住了一夜之外，他一辈子都没有踏进过家乡海宁。即使在杭州做了多年浙大院长，即使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南也住在那里，直到去世都不肯见他。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感情似乎很淡漠。

据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自述，“母亲临走前说了最后一句话，希望我能见见二哥”。即便如此，金庸也没有回家。很好理解。1937年，日本侵略者入侵，金庸的母亲徐璐在逃亡途中去世。13岁以后，在金庸的心目中，我恐怕已经无家可归了。在老家当农民的查良南，一直写信。“金庸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查良楠自言自语道:“二哥可能觉得我们没有保护父亲，所以不想评论我们。”

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分开了70多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见面

1946年7月，漂泊多年的金庸终于回家了，仿佛得到了什么。查良楠一直记得金庸对后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杭州离家很近，我会经常回来，你要好好照顾这个家，我会回来和你一起吃炒年糕！”

在我们的意识中，金庸一直被称为“爱国者”。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汉奸”，一个“无良资本家”，有一个可怕的外号叫“狼与恶”。

从1960年到1970年，他名下的明报政治态度非常暧昧。甚至，用现在的话来说，时不时的给外人“递刀”，各种冷嘲热讽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就这样，1967年，有人真的受不了了，甚至把他列入了热门名单，试图直接解决。要不是要命，他差点死了。

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工人暴动。我们是在支持我们的海外工人，但是金庸主持的明报却公然站在对立面，他亲自写了一篇社论《正义之声不能被烧光》，受到了声讨，影响很大。很快，他就被列入了处理名单，排名第二，可见他被人深深的讨厌和误解。

大儿子为了爱情上吊，孩子关系不好。查传诗一直和他在一起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密报，逃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写了笑傲江湖。所以《笑傲江湖》有那么多影射，好的好的。比如1969年4月25日《笑傲江湖》连载到第708段，描述了血族在江湖上“以赛夺魁”，明显是“发了很深的慷慨之情”，而所谓“一统江湖千年”的语言，也明显是指醉。

所以他以后态度就变了，可以做个嘉宾，被很多人嘲讽。但他很自负，说自己熟悉历史，特别是1944年以来反复研究的《子·同治鉴》，声称“他了解了中国的奥秘，几乎整个中国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从不为是非辩护。

所以一直被嘲讽“翻云覆雨”“看风”，连他的朋友和董桥都用犀利的言辞批评他。李敖甚至公开称他“虚伪”。

作为一名报业大亨，金庸对员工并不好。有点像周星驰，在外面名声如火如荼，但是和他共事过的大多数人都被惹恼了。有人批评他是“笑面虎”。

金庸的主要问题，詹姆斯J.S .王说，就是“太小气”。据说他在掌管明报的时候，给员工的工资极低，赚了不少钱，但是身边的人却很少感受到雨露，于是就连连抱怨。亦舒调侃发现，老板“唯一的优点”就是对人好，至少表面上可以把同事当朋友，明报影响力大，可以把自己开始的事情做完。

比如《明报》香港新闻版的老编辑黄玲，为此奉献了半辈子，1980年退休，希望安享晚年，但退休金只有几万元，几乎不够半年的开销。他扬言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到报社，“讨伐金庸”。1965年，《明报》漫画家王司马投身报业几十年，在湘江成名。但他的稿费10多年来一毛钱也没涨，月薪也就300块，连倪匡都要委屈一下。

不过，金庸也不是真的不近人情。他爱钱如命，但也有感动的时刻。例如，王司马病逝时，当场落泪，主动承包一切丧葬费用，亲自扶灵，就像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也有很多公共利益。倪匡说他有困难。只要他开口，金庸就会帮忙；如果急需用钱，也可以找老板要预付款，不是小数目，往往一笔就十几万。

据他说，金庸从不犹豫，但一般都劝他“不要乱花钱！”倪匡一辈子都在为它感到难过。

这辈子，金庸出名了，有钱了，羡慕别人。如果他有缺点，那当然是他的感情生活，尤其是家庭，留下了太多的隐痛。

他一生结过三次婚，但都很少幸福。第一任妻子杜志芬，1947年在杭州相识，两地分居，不久离婚。杜独自回到杭州。金庸的同事说，离婚的原因是杜是杭州人，不懂粤语。金庸当时穷，就走了。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妻子背叛了他。露水姻缘，稍纵即逝的时光，两个人没有孩子。

朱梅，第二任妻子，记者出身，聪明能干，是一起创业多年的夫妻。她协助丈夫，创办并照顾明报，努力工作。但是当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两人离婚了。据说这种突然的变化源于“10元小费事件”:

明报博物馆附近有一家餐厅，金庸经常在那里吃东西，喝咖啡。有一次，吃完饭，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突然上前问他是不是金庸。金庸对她印象很深。出门结账时，她大方地给了10元小费，放在柜台上。没想到女服务员跑出来拦住他，说文人以写作为生，挣钱太辛苦，10块钱不能在这种时候给小费。

金庸听了，感触良多。想不到这个小姐姐，却能说出这样的客气话，于是渐渐有了人脉。从长远来看，两人逐渐熟悉，最终在欢乐谷“一起筑起了爱巢”。朱梅也是女强人。据说她听后立即提出离婚，但提出了两个条件:

1.交一笔钱作为生活补偿；2.小三要结扎输卵管才能嫁给他——朱担心这个“后妈”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会亏待自己的孩子。金庸同意了，于是正式离婚。但朱梅后来似乎投资不当，造成了一片惨淡的晚景。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最后在养老院里因贫穷而死，没有亲人。

据报道，1995年前后，有人看到朱梅在香港岛铜锣湾街头叫卖手袋，舆论哗然。没有人知道金庸内心的感受。我们只知道，最爱他的大儿子，被他失恋的爱所激动，和父母结婚，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所以金庸晚年尊重天下，指点江山，看起来像个大师。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些世俗的繁华和热闹，终究只是表面的，金主的内心是极其难过的。记得几年前有个女记者采访他，问:“你现在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遗憾？”

他沉默了很久。我再说话的时候，声音哽咽了。“最遗憾的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上吊自杀。记者说，金庸此时“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