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大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帝王统治的时期，称之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时期，即“康雍乾盛世”。然而，伴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康雍乾盛世”实际上并不准确，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康雍乾之治”，则是更为恰当的描述。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康熙、雍正、乾隆这祖父孙三代帝王，在其在位期间，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制度方面的改革，就此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极大的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称其为“治世”要比称为“盛世”更加的合适。
而在这三位帝王中，雍正皇帝尽管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但是不得不说，雍正却用他的勤政克俭、事必躬亲，很好的完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在位期间所施行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火耗归公”、“设置养廉银”、“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开设军机处”等一系列“新政”，在解决了康熙朝晚年所留下的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政治与经济“遗产”，足可见其“贡献”之巨大。
特别是“火耗归公”制度的推行，不仅有效的解决了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凋敝的困局，让国库不断充盈，也更是用经济手段强化了对于官员的管控，进而维系了皇权统治的根基，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在当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火耗”，作为官员们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渠道，动了它就相当于动了官员们的“奶酪”，遭到抵制与反对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雍正还是凭借其强硬的态度，以及怡亲王胤祥、李卫等一众绝对支持他的亲信官员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养廉银”制度的配套执行，最终这一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后来的清朝历史发展中，这项制度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力。
关于雍正在推行“火耗归公”所受到的阻力，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雍正想要将此制度的试点，放在出身在其潜邸，并且作为心腹与其关系极为紧密的年羹尧所在的西北地区并加以实施。
只不过，年羹尧对于雍正这样的安排，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极为坚决的抵制与反抗，甚至为了阻止“火耗归公”的施行，他还擅杀了雍正非常信任与器重的大臣孙嘉诚。
从年羹尧的角度来说，他对于“火耗归公”的抵制，不仅仅是因为这项制度触动了其实际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年羹尧“治下”的根本将就此遭到了极大的动摇，这才是年羹尧所最为担忧与焦虑的。
得胜归来的年羹尧，已然对雍正“变心”了。
作为雍正的潜邸奴才，年羹尧在雍正的不断培养下，开始走上了仕途，然而慢慢的，年羹尧对于“做官”的欲望，俨然超越了他与雍正之间的“主仆之情”。
首先是在江夏镇的时候，年羹尧并没有按照雍正与胤祥的安排，搜寻到《百官行述》并且缉拿任伯安与刘八女即停止行动。相反，年羹尧是在江夏镇大开杀戒，全镇上下七百余口，不管男女老幼被年羹尧全部屠戮，之后又一把火将江夏镇夷为平地。不仅如此，年羹尧搜罗了江夏镇所有的金银财富，运回了四川，并且对于此事是只字不提。于是，这才让雍正对其产生了警觉，进而让安插李卫在年羹尧的身边对其进行监视。
之后便是在“举荐大将军王”的时候，自以为将出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在没有向雍正进行通报的情况下回到了北京，并且没有优先到雍正府上请安直接就开始在北京各处进行活动，俨然有了想要脱离雍正管控的心思。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不仅是对年羹尧恩威并施，让其明白自己所处的境遇，同时又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年秋月为侧福晋，以实现对于年羹尧的牵制，让其有所顾忌而不敢造次。可以说雍正这样的举动让年羹尧在担任陕甘总督的期间，表现的是非常的“老实”。
而到了雍正登基之后，雍正对于年羹尧委以了重任，让其统领西北大军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然而，年羹尧的表现却让雍正十分的着急，一方面，年羹尧生活奢靡，飞扬跋扈，引得全国上下对其都是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年羹尧又迟迟不肯出兵同叛军决战，空耗军饷，给雍正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与财政危机。最终，在邬思道的提点下，年羹尧这才果断出兵，平定了这场叛乱，算是帮助雍正解决了眼下的危局，进而帮助其稳固了皇位。
可以说，年羹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将自己想要摆脱雍正的想法展现了出来，但是雍正依旧给予了年羹尧极高的礼遇与极大的重托，而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雍正手下确实没有人。
纵观此时的朝堂上，曾经的“八爷党”占据了朝堂的大多数位置，就连雍正也不得不将胤禩任命为总理王大臣，对其进行了安抚，以维系朝局的稳定与各项政策的施行。在雍正这面，除了对他绝对力挺的十三阿哥胤祥，以及康熙留给他的三位上书房大臣，即张廷玉、马齐、隆科多，在加上此前雍正麾下的年羹尧、李卫、田文镜等人，除此之外雍正却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雍正明知年羹尧可能是在“养寇自重”，也可能是在“待价而沽”，可雍正只能选择忍让。
然而，对于年羹尧来说，面对雍正的退让，他却主动选择了“咄咄逼人”。
先是在朝阳门外，以功臣自居，进而对百官极度的傲慢无礼，随后又在雍正面前，公然说出了“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上”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此时年羹尧心态之傲慢，气焰之嚣张，而这也引得了以孙嘉诚为首的清流官员对其的弹劾。
可这个时候的雍正依旧选择了保全与信任年羹尧，因为他非常清楚，如今西北的稳定局面，只有年羹尧才能维持，而西北的政局，也尽皆由年羹尧掌握，因而想要在西北推行新政并且进行“火耗归公”的试点，必然要争取到年羹尧的支持。
只不过，雍正又一次想错了，或者说，此时的年羹尧已经不再是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潜邸奴才了，他已然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与主张，而这份“变心”对于雍正来说，也无疑是措手不及的。
“火耗归公”的试点被年羹尧拒绝，只因年羹尧不愿伤害自己以及他的“团队”。
为了让年羹尧裁兵减费，以及推行“火耗归公”，雍正亲自宴请年羹尧，并且向年羹尧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西北是不是还需要十万兵，能不能再裁减一些？”“那这每月一百五十万两的军需开支能不能再缩减一些？”“那么这一百五十万两能不能在西北四省解决，不要朝廷在另外筹款了？”“朕准备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省出五十万两银子，我看这西北的军饷也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雍正在提及这几件事情的时候，语调是非常的谦卑，甚至有一点“恳求”的意味。毕竟西北的平叛战争打了两年，国库耗尽，于是，雍正给年羹尧提了裁兵、缩减军费开支、自筹军费以及推行“火耗归公”的新政这几件事情，目的就是让年羹尧体谅雍正，也体谅国家的困难，帮着雍正渡过难关。
然而，对于年羹尧来说，雍正的这几件事情，无疑是在给年羹尧以“伤筋动骨”般的打击，于是年羹尧给予了极力的抗拒。
对于裁兵之事，年羹尧以西北战事未定，随时可能烽烟再起而拒绝。
对于缩减经费，年羹尧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直接拒绝，就是不减。
对于自筹经费，年羹尧以西北太穷，也当即拒绝掉了。
而如果说这几件事情，年羹尧的拒绝理由还算充分，那么，拒绝雍正在西北试行“火耗归公”的想法，年羹尧的理由则是让雍正感到了极度的失望。
“西北的官员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能从他们嘴里掏食呢？”
不肯裁剪兵员，为的是继续拥兵自重，不肯缩减经费，为的是保持现有的奢靡生活，不肯自筹经费，为的是保全自己在西北的“根基”，这些雍正都可以理解，甚至已经做出了让步。但是，拒绝推行“火耗归公”，则是雍正所无法容忍的。
一来，在此之前，年羹尧和他的属下们，贪赃枉法、盘剥士兵与百姓的行为，雍正考虑到战时的需要，已经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予以了宽容，如今仗打完了，还要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网络财富，必然会引得雍正的不满。
二来，此时国家已经处在了极为困难的时期，而作为雍正亲信与心腹，并且与雍正有着亲缘关系的年羹尧，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不能想着国家，想着支持雍正，帮助其推行新政进行改革，反而继续将自己的利益继续摆在了首位，雍正的愤恨可想而知。
三来，年羹尧这是在明目张胆的维护自己属下的利益，可以说这就表明了年羹尧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结党营私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因而对于他来说，属下的利益甚至要比雍正的需求更加的重要，这无疑也是对于他与雍正之间“主仆关系”的一种挑衅。
而说到底，此时的年羹尧已经是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的稳固，看的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哪怕是皇权他都不放在眼里，相比于雍正的要求，他更加看重的是下属对于他的尊崇与敬仰，于是为了维护自己与下属，进而维护其整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年羹尧果断拒绝了雍正。
擅杀孙嘉诚，年羹尧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面对如此桀骜不驯、油盐不进的年羹尧，雍正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一份耐心，他并没有马上训斥年羹尧，而是安派孙嘉诚随同年羹尧前往西北，而雍正也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份举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首先，雍正将孙嘉诚安排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的试点，无异于已经表明了其要将此项制度坚持进行实施的决心，不管年羹尧如何反对与抵制，这已然是无法逆转的。
其次，雍正就是要给年羹尧以警醒，毕竟在此之前，孙嘉诚就曾以“京城久旱乃朝中有奸臣”的名义弹劾过年羹尧，而雍正并没有对其进行处置，实际上这已经表明了用针对于孙嘉诚弹劾内容的默认，于是雍正借由孙嘉诚来时刻提醒年羹尧，要认清此前的错误，并且要改过自新。
再次，西北缺人是年羹尧自己提出来的，雍正将孙嘉诚安排到西北，是在表明其对于年羹尧支持的同时，也在警告年羹尧切莫在“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可以说雍正已经将自己的态度表现的非常的明显，但是回到西北后的年羹尧依旧是我行我素，对于雍正推行“火耗归公”的政策是置若罔闻，而对于孙嘉诚的行事又是百般阻挠，使得“火耗归公”始终没有能够推动起来。
不仅如此，年羹尧还擅自做主，未经请示就处死了孙嘉诚，这无疑是对雍正的示威之举。这一次，雍正也没有再选择对其进行容忍，半年内就将年羹尧从抚远大将军的位置上一撸到底，最终将其赐死。
“火耗”一词最早出现在《元史· 刑法· 食货》。
“其有巧立名色，广取用钱，及多称金数，克除火耗，为民害者，从监察 御史廉访司纠之。”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在增加朝廷税收收入的同时，也为官员们开通了“火耗”这样一条别样的“创收通道”，并且也就此滋生了官员们横征暴敛、滥加摊派的行为，造成了极度负面的影响。
而雍正的“火耗归公”制度，很好的纠正了此前因为“火耗”所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同时辅以“养廉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腐败的产生，可谓是“利国利民”。
然而，这对于旨在培养自身党羽势力的年羹尧来说，无疑是在“釜底抽薪”，是从经济基础的层面，对其“结党营私”的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正是因为如此，年羹尧对于雍正的“火耗归公”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反对，并且为此不惜擅杀了孙嘉诚。
可是，雍正推行“火耗归公”，本就是要在增加财政收入、杜绝腐败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打压地方上的党派势力，由此可见，年羹尧与雍正的想法是明显的背道而驰的。
即便是如此，年羹尧依旧我行我素的坚持着自己的当“老大”与“首领”梦想，甚至不惜为此挑战皇权威严，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羹尧最终的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