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学者森谷正规曾有言："文化虽然不像文明那样具有地区的广泛性，但是，它相应地和各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具有更深刻的联系。"

而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更是如此，作为民族之根的中华传统文化由从历史中的到现在的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它是中华文明成果转化的根本动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中华传统文化的范围广泛，包含着、、三家主流文化，同时文字、语言、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也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

传统文化是融入人们生活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们在享受它的一切产物却不自知。具体地讲，中华传统文化以节日、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等为载体。

而正如《傅雷家书》中提到的，任何一种文化产生后不免要与其他文化进行碰撞与交融：

"从哪一角度去体会，能体会作品中哪一些隐藏的东西，则多半取决于各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传统。甲民族所体会的和乙民族所体会的，既有正确不正确的分别，也有种类的不同，程度深浅的不同"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自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便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所接触并向往，之后几千年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未断绝。

这一点在电影上的体现便是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中对于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段长达60年的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发展的刻画，另外之对应的便是影片《霸王别姬》中在相同时间段内的故事展现，可以说，这两部影片将中西方电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区别处理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故事情节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设置

总的来说，这两部电影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处理的不同之处，反映在故事情节上主要的是两者演绎方式不同的问题。

（1）两部影片的阶级出发点不同：

《末代皇帝》以溥仪皇帝这一王朝权力的顶级象征为感知视角，而《霸王别姬》的主人公则是在当时社会中最被人看轻的"戏子"。

人物的眼界也决定了电影展现的内容，溥仪所拥有的数千人的登基大典、紫禁城中数不清的奇珍异宝都是程蝶衣无法拥有的；而他童年时经历的无比心酸的学戏生涯也是溥仪无法想象的。这就导致在进行拍摄时的道具设置格外考究，要符合人物身份和情感，能够带给观众更强的代入感。

（2）两部影片的着眼点不同：

《末代皇帝》对于政治的批判性更加鲜明，它不像《霸王别姬》中仅仅只是对因时局变化带来的悲剧感到无奈，而是侧重人物本身的命运与历史紧紧相连，将全片最大的矛盾点，直接瞄向封建政治制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以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客观又犀利。

二、镜头画面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演绎

众所周知，每个地域国家都有它本身独特的影像传统，譬如英国摄影师通常都追求比较清晰的影像，并且以较长的景深来配合。

而意大利的民族性及其地周围的环境都是以柔和的感觉为主，所以他们摄影上的光质处理也是如此：借用周围都有退色的旧建筑物，构成一种梦境般浪漫的粉色基调。

《末代皇帝》中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斯托拉罗亦秉承这种方法，以柔光和粉色为画面基本成像效果。如果说这样的处理方法是摄影师西方特色的体现，那么他使画面呈现的中国皇宫那种缺乏现代灯饰的效果，便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做出的改变。

他将这个在人们眼中，至高无上的建筑低调化处理了，有意地将一个似乎表现风光辉煌的世界，用自己压抑的映像手法来呈现。

皇宫表面上金璧辉煌，隆重且威严，光由窗门射进室内，透过烟雾造成一种有方向性且柔和的光线，但是柔化了的光暗反差，却又给人一定程度的压抑感觉。

另外，在画面布局方面，影片中所呈现的结果，能够反映出导演和摄像师眼中的中国皇宫是"大却不空洞"，在金光灿烂的前景有着很多精雕细琢的细节；而后景虽然相对较暗，但细节毫不失真，空间纵深深幽远的，完全配合了中国画一般若隐若现的特质。

相较之下《霸王别姬》的镜头画面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演绎，要比那种中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效果多了些纯粹的美感，就像花满楼"相亲"中的一场戏，铺天盖地的大红色调，几乎能把银幕点燃，这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内在激情。

同时"红色"也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色彩多次出现，影片中经特殊处理的红色并非正统的"中国红"，大面积采用的是纯度较低、略显灰沉混沌的暗红色，亦有饱和度较低的狰狞的血红色，两者均传递出强烈的焦躁感，奠定了影片的悲剧色彩。

就像蝶衣成角儿与拔剑自刎时的红色戏服，显然不似从前初绽头角所穿的那般鲜艳纯净了，这是他内心痛苦、麻木情绪的外化，是其自愿了结悲惨一生的黯淡之红。

包含张力的血红色则象征着扭曲的欲望与暴力，当烟袋锅倒入小豆子嘴中，喷涌而出猩红血液吐露出触目惊心的残忍。在这种血色的残忍中，他转而唱道:"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意味着这是一场环境作用下充满悲剧意义的转变，从此他开启了对于性别身份的长久误认，自我迷失的主题由此而揭。

三、主题思想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

唐朝诗人温庭筠曾写下《送渤海王子归国》这样一首诗：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这四句诗，表达了对于当时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美好期盼，而此言，对于当今中西方电影的融合发展依然适用。

《末代皇帝》采用东方主义视角，将末代皇帝溥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再现于银幕之上，同时影片中因不同的文化系统而导致的不同文化语境也为影片增添了文化审视的色彩。

可以说，贝托鲁奇以一位西方导演的身份，将他对中国的文化观照展现于荧幕之上，并通过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向世界解读神秘莫测的东方，凭借影片独特的艺术魅力、恰当的节奏把握、协调的视觉效应、深刻的主题反应在电影史上树立了一块伟大的丰碑。

而《霸王别姬》作为纯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最突出的京剧元素是这部影片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点。

导演借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京剧《霸王别姬》的经典片段，并贯穿全剧之中，既在电影中渗透了中华京剧艺术，而又巧妙地使他成为了全片的重要线索。

在一些唯美的镜头的塑造下，京剧就像袁四爷说的那样，是中国的国粹，而不是电影中戏班子师傅嘴里的下九流。京剧不仅是唱戏，霸王虞姬的历史故事背后更是一种中国式的道德理念。

它不止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儒家思想还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还涵盖了忠贞，奉献，自强等人类共同追求的品质，引起国际共鸣。

同样地，未来电影的发展也需要更多像这两部电影一般的作品，为其注入文化的底蕴，丰富内在的灵魂，实现更加美丽的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