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陈佩斯，你一定会想起吃面条和朱时茂，这些年在各大平台的网络投票中，他的名字总与春晚连缀在一起。

他离开春晚舞台21年，时间越长，观众愈发想念，那一出《吃面条》已成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节目。

八、九十年代，陈佩斯因春晚成名，也因春晚断送了自己的演艺道路，对于被消失的他，有人同情，有人不忿，而他自己却说：“我不后悔，你必须得敢于说那个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到1999年。

一、从争执到怒告

1999年，央视春晚在万众期待中开播，只不过这一次连上15年春晚的陈佩斯却突然没有踪影，那时互联网并不发达，观众议论不休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直到几个月后，陈佩斯怒告央视的新闻登上各大版面，这时大家才知道双方矛盾有多激烈。最开始，陈佩斯与央视仅仅是因一个小品而意见不合，《王爷与邮差》融合了魔术、电影蒙太奇手法，整体过于新奇以致于导演不解，两人争执不下，后来陈佩斯与朱时茂决定不再参加春晚。

艺术上的分歧本没有对错，然而陈佩斯离开央视才发现自己的主演的《吃面条》、《警察与小偷》等多个小品全被央视下属公司刻成VCD光盘公开售卖，而他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此举激怒了陈佩斯，他写下一纸诉状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了法庭。结果自然是他赢了官司，并拿到了33万元的赔偿费用，可央视却没有打算放过他。

舆论将他推上风口浪尖，斤斤计较、见利忘义等标签全被贴在陈佩斯身上，而他也被彻底封杀，自己开的影视公司因没有盈利不得不宣布破产。

从一夜爆红到一夕间跌落谷底，陈佩斯有苦说不出。

时隔多年，重提“央视风波”，他直言：“这不是风波，非常正常”，他不想和任何人作对，只是想告诉别人：“那是我的劳动成果”。

而今，外界的风向大变，陈佩斯成了不畏强权的代表，年轻人一方面觉得他敢于说真话，一方面为他的遭遇感慨万千。

但陈佩斯并不这样认为，几年前，他为新剧宣传时说了一句话至今叫人印象深刻。

我只是愤怒，我不遗憾。

二、不遗憾的人生—因祸得福

常言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与央视关系恶化的陈佩斯虽然失去了登上大舞台的机会，但也有了静心研究喜剧的时间。

回顾自己的春晚经历，他说多少都有些应试作文的意思，在陈佩斯的心中，喜剧具有无限可能，必须要不断地实验。

为了自己的理想，陈佩斯先从温饱问题着手，他用多年积蓄在北京的郊外买了一座荒山，决意种果树和木材树，经过两年的辛勤耕耘，他连本带利赚了60万。

拿到这笔钱后，陈佩斯立马组建了一个影视公司，从此不问世事一心只扑在喜剧上。

2003年，话剧《托儿》诞生，这是他第一次将小品搬上话剧舞台，剧目幽默讽刺，讲述了一位婚姻介绍所的老板为了吸引顾客找来不少爱情“托儿”，其中包括自己的女友，就此展开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

《托儿》有多成功呢？除了累计观看人数高达8万外，它还被列为陈佩斯实验喜剧三部曲之一，曾有业内人表示《托儿》势必要被写进戏剧史。

陈佩斯说过，他做喜剧不止为逗乐观众，但想表达自己对社会、时代的思考。《阳台》从包工头老穆的视角出发窥视官场乱象，《亲戚朋友好算账》直接反映金钱造成的亲情淡薄。

多年来，陈佩斯固执地做自己，不跟随主流，当相声风靡大江南北时，他沉浸在小品中，当喜剧火爆荧屏时，他搞起了剧场实验。

正如编剧史航所说，你可以说陈佩斯老派、跟不上潮流，但你一定要承认，他是一个“种庄稼”的人。

而这一亩三分地，是从他父亲陈强的手中接下，子承父脉，自然要青出于蓝。

三、他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陈强是陈佩斯喜剧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跟着父亲探索喜剧艺术。

在他看来，父亲是一个喜欢颠覆传统的人，从《二子开店》到《父子老爷车》，皆将传统伦理中的父子关系进行重新解读，父与子的冲突成为戏剧矛盾爆发点。

深受启发的陈佩斯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社会层面，所以在《临时爸爸》、《编外丈夫》中，他擅长制造出小人物的生活窘况，让你在大笑之余有所反思。

这些年来，媒体老想让他说说与央视的纠葛，陈佩斯不愿意多谈，可一旦你跟他聊喜剧，他的话匣子立刻就打开。

在生活上，他守旧，不开名车、不买名牌，智能手机用了一段时间不得劲又换回老式电话。在如今的大环境下，舞台艺术衰落，他能做的就是坚持。陈佩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市场，草根的力量才能让文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此前，他到各地走访，发现每个小县城基本上都有自发的民间艺术表演，陈佩斯觉得自己原来并不孤独，坚持所坚持，自然会有人喝彩。

在《舞台生涯》的最后一个镜头：卓别林倒在大鼓上，以痛苦迎接观众的掌声。陈佩斯说此乃他毕生所追求的，现在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