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现在最火热的内地演员当属吴京，想必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从《我和我的父辈》到国庆档期的电影《长津湖》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热爱演绎事业并且有才华的全能演员。看国庆期间上映的《长津湖》11天票房便已突破亿大关，目前在票房榜排在第七的位置，和《复联》也就是一两天的票房差距，而《我和我的父辈》上映第10天，累计票房突破11亿。就在这个时候，有些因妒成性的吃瓜群众又出来搞事情了。所呈现出的畸形的论调便是二部电影都沾“爱国红利”，应该把票房收益捐出来。

这样的谬论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人的思想相当荒谬。仔细研究，不外乎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拍爱国题材电影是否等于做“爱国生意”？二是捐款是自由还是义务？电影是一种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及听觉艺术。其一，电影作为文艺作品，在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也发挥着反映时代、宣传教育等功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二，电影生产早已工业化，从项目开发，到拍摄剪辑，再到宣传发行，涉及大量工种，都离不开预算成本利润这些现实的经济概念。电影的双重属性同时并存不可分割。先看看电影《长津湖》，该片投资规模达2亿美元，制作规模超7万群演和工作人员，为了更高度的展现战役的艰辛与战士的无畏生死的精神，拍摄历时200多天。影片所体现的志愿军不畏生死顽强作战，不怕牺牲，艰苦卓越的精神，这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吗？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舍小家保大家的英雄气慨，不正是保家卫国， 不畏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吗？

在看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我和我的父辈》通过《乘风》、《诗》、《鸭先知》和《少年行》四个篇章，从小人物视角切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乘风》影片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队伍——冀中骑兵团，他们为保护群众撤离，拼死抵抗日军，描写的是英勇无畏、飒爽英姿的冀中骑兵团战士。《诗》以1969年我国研发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诞生的背后故事。以此致敬改革浪潮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少年行》机人“邢一浩”肩负特别使命从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了怀揣科学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子。上面“爱国生意”论，明显把电影的商业属性和非商业属性割裂并对立，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创作爱国题材的作品不等于“发爱国财”，如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拍情呀爱呀的电影应当赚钱，只要有一点凸显爱党爱国色彩的电影，就该分文不取？那还如何去进行更多更优秀的创作？再有是否捐款，从各个角度，都属于个人自由。捐了，值得赞许；不捐，也不用说三道四。一些人热衷于逼捐，背后的逻辑是认为高收入群体应当更有社会责任感，而且做了什么都要广而告之。我们不得不承认，看似默默无闻，其实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的人不是更值得大家尊敬吗？我们要懂得一人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有很多，绝非捐款这一类，也不一定都是公开做秀的。比如，导演拍了一部好作品，引发了全社会对一个群体的关注，这不是履行社会责任吗？惩恶扬善，传播真善美。

一个不论大小的企业家用真才实干经营好一家公司，不仅带动了大量就业，满足了社会所需，这不是履行社会责任吗？捐款虽然是一个直接、可见的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倘若捐款要做到高调，岂不脱离了本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从书信走进互联网新时代，各种作息在一时之间迅速流传，当然有利的前提下必定会有某些方面的弊端，例如：现在网络空间，“喷子”很多，为了蹭流量，歪曲事实，所以有的时候善良的人一定要引起警惕，别被有心人利用盲目跟风给他人造成伤害。这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这些想法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刻意为之？《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从上映之时，就有自以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姿，你可以用更好的作品去超越，但不能只嫉他人才华而进行批判，这是不仁义的。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从而完善才能越来越优秀。从《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我们看到了涌动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一些跳梁小丑的表演。或是搅混水，或是无脑喷，人生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希望用美生我们擦亮自己的双眼、保持理性，让“无脑”言论无机可乘，让我们的互联更加清爽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