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由张子枫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上映，很快在清明档逆袭《哥斯拉大战金刚》，成为单日票房冠军。除了小成本剧情片在国内仍旧很有市场以外，所讨论话题的严肃性与敏感性也让这部电影热度飙升，它很大胆地揭露着中国家庭一以贯之存在的重男轻女问题，揭示着中国女性的“伤疤”。

张子枫饰演的女主角安然父母车祸双亡，更意外的是，命运突然“赠与”了她一个6岁的弟弟。而车中的家庭合照只有父母和弟弟的合影，她甚至需要身份证证明自己与死者的关系。随后，她又在家中翻出了一张残疾证明，父母当年为了要一个男孩竟谎称安然有小儿麻痹症。

安然在父母这样的观念之下长大，他们左右女儿的意愿，修改她的大学志愿，让她成为护士，压抑许久的梦想，让工作后的安然对去北京读研究生充满向往。

然而，突然出现的弟弟打乱了她所有的生活轨迹，有关理想、有关爱情，是否抚养弟弟，成为了安然人生的巨大难题……

虽然这部电影目前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导演殷若昕为这个社会难题交出的答卷，仍饱受争议，弟弟无缘由的成长蜕变、姐姐对弟弟态度的瞬间转变以及戛然而止的结局，都很难让有着相似经历的当代女性感到满意。

我国已经是一个男女平等做得很不错的国家，但当人们面对生育问题时，根深蒂固的观念往往成为了父母们的潜意识，许多父母无比渴望拥有一个儿子，而女儿只能成为这种意愿下的牺牲品。所以，80后90后甚至00后那些非独生子家庭的女孩子们，常常只能成为姐姐，即便是一些独生家庭中的女儿，不少人也被冠以“亚男”、“胜男”、“招娣”这样饱含着父母失望情绪的名字。

同样是童年张子枫参演的电影，在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中，徐帆饰演的母亲并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情结，当两个孩子被砖石掩埋，面对着只能救一个的艰难抉择时，她再三犹豫还是痛苦地喊出了儿子的名字。这虽是绝望之举，但仍旧意味着在中国家庭中，男孩的重要性已然篆刻在了人们的骨子里。

在男孩们的世界中，当大家谈到兄弟姐妹的时候，独生家庭的男孩总是希望拥有一个姐姐。坊间流传着“多个姐姐，就等于多个妈”的说法，这不单是因为女性心细，也因在家庭教育中，姐姐被赋予了过多的照顾弟弟的责任。有一些姐姐产生了逆反心理，但大部分却都对这样的关系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牺牲自己成就弟弟是天经地义。

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家庭条件还不错，父母在物质上并未亏欠过她，但上面两代人对弟弟的偏爱，剥夺了太多她本应得到的爱。“不患寡而患不均”，严重的偏袒使得她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创伤。弟弟过年能得到奶奶的压岁钱，她却不能；年少的弟弟欺负她，咬伤了她的手，打伤了她的额头，而躺在医院的她听到的依旧只是父母对她的埋怨：她稍有差错便会遭到批评，弟弟偶尔听话竟能惹得全家开心。类似的事她经历了太多，由此她对家庭产生了疏离感，她厌恶回家，谋求自立，却又不得不回家。她明白自己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但却又习惯了被忽视的感觉，一旦父母偶尔将对她的爱表达出来，她会展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仿佛这份爱她本不应得到，在内心转化成自己对父母的亏欠。她渴望被父母热烈地爱着，又急于把自己拉扯出这个并不太好的家庭。

生活在重男轻女家庭中的苏明玉

“扶弟魔”是作为亲姐姐最不愿听到的网络用语，姐姐出嫁，女方家庭向男方提出高条件用以支持家中的男孩娶妻生子，这使得许多男孩对有亲弟弟的女孩敬而远之，一旦女方来自农村，那似乎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件事。这种现象并不是独立产生的，社会对男性的高要求，迫使男性结婚成本极高，倒逼姐姐成为家庭中的牺牲者，姐姐的丈夫不幸成为所有担子最下方的力工，常常落得吃力不讨好的下场，最终造成了恶性循环。

太多太多不幸的姐姐们，不仅要过早地放弃梦想，甚至连追求爱情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这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无奈却涌现出过多的“田园女权主义者”，她们把矛头指向男性群体，甚至指向一个深深爱着自己的男人，到头来只能换得一场空。然而当一些姐姐面对自己的家庭，面对自己那个同是男性的弟弟时，却碍于长久的羁绊没有勇气说不，没有勇气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姐姐们的不幸令人哀叹，她们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女性的伤痛展露在她们的每一个生活轨迹中。《我是姐姐》中的安然没有义务抚养她的弟弟，但导演却碍于传统亲情观念而屈服，可我们不能。在这个崇尚男女平等的时代，无论女孩子们生于什么样的家庭，都应该守住底线。姐姐们，请勇敢地站起来，你从不亏欠于自己的弟弟，请向一个不公的家庭说不，向你那娇生惯养的弟弟说不，对他的呵护交给父母，而你有权利追求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