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影片《情人》在欧洲公映，影片的广告词是：“一位有着平滑后背，无毛的东方人女性。”该片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连续两年刷新了海外影片的最高票房记录，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

这部影片是关于一个外国贫穷人家白种女孩，和一个中国富有商人之间，有着一种混杂着钱和色的复杂关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的海外，两人的爱情故事，由于民族与文化的矛盾，让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加复杂，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伤。最后，在父母的逼迫下，这名中国男子与另外一名出身名门的中国女子结了亲。所以，那个外国女孩，才会被迫离开国外殖民地，返回自己的家园。

《情人》作为杜拉斯最负盛名的一部自传作品，它讲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这部作品中所讲述的令人震惊的浪漫故事。写《情人》的时候，时候杜拉斯已经七十多岁了，她虽然头发花白，但对这五十多年来的感情，却是记忆犹新，显然，这份感情，给她的一生，都带来了难以抹去的伤痛。简·玛琦和家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国外。虽然他们是上流社会的人，但是全家都处于财政困境，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体面。当他们发现简·玛琦与中国男子有关系时，一家人勃然大怒，母亲对她破口大骂，弟弟对她拳打脚踢，人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在他们看来，“高贵的白种人”与本地人勾结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只有在面对钱财的试探，面对生活的艰难时，她们才会马上改变态度，享受简·玛琦用自己的色相换取的钱财，并在东尼这个中国男子的款待下，享受着高级的饮食和休闲。简·玛琦的母亲还去了一趟学校，找到教师，给了她一个借口，让她的女儿可以在饿不归宿，和中国男子在一起。面对着财富，面对着事实，他们撕开了那些所谓的“贵族”的伪装，显露出了他们的贪得无厌，没有任何的道德下限。更可恶的是，他们还用自己的贪心和羞辱，让自己陷入欲望的人无法自拔，反而越陷越深。

而这部电影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时代，也就是人类自我解放、追求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的传统意识已经开始崩溃，旧的社会秩序也在不断地被破坏。小说的主角们沉溺于自己的情欲，任由感情支配着自己的理性。他们允许自己的渴望超越了道德，也不询问自己的爱情究竟是对对方的需求还是对对方的放纵，也不询问这样的身体接触能否经受住社会的道德考验，他们给了自己的生活以自由，让爱情之花自由地盛开。所以，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比，电影更具有普及性和娱乐性。在电影《情人》里，由旁白提供的这一段，堪称是一段绝妙的经历。这不仅确保了电影在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之间可以随意地来回切换，还使电影的叙事方式更加多元化，呈现出跌宕起伏，五彩缤纷的视觉盛宴。

这部电影的故事架构，虽然它使用了好莱坞的电影风格，但却是一种闭环式的故事架构。不过，这样一种开头与结尾相结合的架构，却让这部片子有了一丝“宿命”的味道。影片以女主即将搭乘一艘渡船穿越湄公河时，与她的英雄在船上碰面而展开。到了最后，他们还是坐在游轮上，简·玛琦还是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姿态，一模一样的依靠在游轮上。可是这一次，她却是一个人，离开国外。她在船上，环顾着码头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想要找到那辆黑色的汽车，还有那位对她一往情深的中国男子。直到她告别了中国恋人，在夜晚的海上，听见钢琴声，她忽然意识到，最美好的爱，早已逝去，与国籍、与财富没有任何关系，与她的第一次感动，与她现在的伤感，没有任何关系。至此，整段剧情以渡船的邂逅开始，以渡船的分开告终，构成了一个叙述的闭环，并将这个闭环内化为了剧情的一部分，象征着两个人面对强大的命运时的寂寞与无奈，以此来提升和扩大整部影片的内涵。

主角东尼，实际上并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他出身豪门，被家规束缚，虽然不愁吃穿，但一事无成。在他眼中，外界的一切，都只是一种享受。他对爱情的渴望，正如床边枯萎了的花盆，要时常浇灌，滋润。但是，面对具有民族身份的白衣女人，他总是处于一种低落、消极、脆弱的心理状态。他在放纵自己的“本我”的过程中，始终受到“超我”的民族意识的束缚。最后，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他失去了自我，不得不接受了家人为他安排的婚事，从此与白种女性决裂。也就是在那一次离别之后，他才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

杜拉斯曾经说过：“爱情对我来说，不是肉体上的接触，也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种渴望，一种不会伤害到我的心灵，一种在困顿的人生中依然豪情万丈的理想。”一切的忧愁，都会给我们留一条快乐的蛛丝马迹，一切的悔恨，都会给我们留一个美好的角落。有人在冰冷的海洋里，寻找着爱的出路，半夜醒来，忽然看到一轮皎洁的明月。《情人》里的爱让我们明白，有些爱虽然短暂，但要用一辈子才能忘掉。